一九八一年，我从宜兴大浦中学初中毕业，当时乡镇学校在整顿和合并。如随大流，我会和原先的同班同学一起升至张泽中学就读，如这样，我的人生必将改写。

  但我去了丁蜀中学，我已无从考证究竟是谁做的安排，现在想来肯定是父亲作的决定。

  丁蜀中学离大浦大约二十里路程，那时也只有乡村小道可以通行，步行大约需要两个小时，所以平时只能住校。

  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没有了父母亲天天在耳边叮嘱和唠叨，那些`自由″的住校日子是五味杂陈，从成长层面上说，这是我一生中的至黑时刻，但也是此生中我最为肆意妄为的一段日子。

  学生宿舍是在学校最里侧的两排房屋，前面住男生、后面住女生。条件是差到极限了。一间标准的长7米2、宽3米的房间要住12个人，房间里塞满了那种上下铺的架子床。

  最可怕的是床上有跳蚤，身上被咬的奇痒无比，现在想来大约是学校里流浪野猫的"功劳″。

  当然，苦中也有乐，同宿舍的舍友们都不直呼其名，互相帮对方取绰号。现在我仅记得有一个同学叫"周剥皮″、另一个叫"狗屁′。关于我的外号，我认为完全名不符实，我被叫做"变色龙″，不知他们怎么想的，我从来就不是那个灵动和善于随机应变之人，反而，我的个性一直就内向和木讷。

  吃饭当然是在学校的食堂里，早饭是馒头和白粥，但所有人都把馒头叫做包子，但在我这个"乡巴佬″的眼里，包子就应该被叫做肉馒头，与之对应没馅的叫白馒头。我也以为只有自己的叫法才正确，还为此嘲笑过"包子″们。但实心的在大多数地方才叫馒头，我恰恰是那个"坐井观天″的傻子。

  米是从自家带来的，在食堂里过秤后按份量换成相应的饭票。同学之间最讨厌的是借饭菜票，因为这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某位同学借了我的菜票到现在已有四十余年没还，之后见过无数面，我也不可能主动去讨要，因为自己脸皮薄，也可能人家从来是做大事的，从不注重小节。

  米你如不换成饭票也可以，还可以蒸饭，也可以捂粥。捂粥就是把淘好的米泡在热水瓶里，等上一两个小时后就成了粥，晚自习回来已是九点多，喝点自制的粥，如能再加个包子那就更加满足。

  包子是校门口的小贩来卖的，他会偷偷遛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兜售，当然价格和味道都比学校食堂里的要便宜和美味。我们也会隔三差五买个来尝尝，但所有的学生手头都拮据，我那时基本的生活费每个月不会超过十元钱。

  当然，这个星期里所有日常必须自理，原来的同学们现在仍记得我穿个白短裤去学校的游泳池里洗衣服的场景，我也仍记得那时我还有一双白力士鞋，那可是那个年代的"高级货″，在学校里很是拉风，只是年轻人脚气重，穿不了几天胶边上就泛黑，"山人自有妙计″，找支粉笔就可把泛出黑来的地方全部涂白，完美。

  我还很喜欢拿粉笔在班级的黑板上涂鸦，可能是初中时看《三国演义》中的毒，我常临摹的是吕布的方天画戟和赵云的战盔。

  那时，学校的大礼堂里已有了电视机，常常播放的是球赛，我有世以来第一次认识的"巨星″是陈月芳和郑海霞。她们的身高都超过了两米，和谁打的比赛早忘了，只记得她们吃力地在球场的两头笨拙地挪动着身躯。

  在我沉迷于球赛时，其它的同学都自觉地在自习。我还十分不解，也没硬性规定，大家何不落个自由自在？

    我常去丁山戏院看电影，回来时能在别人搬在门外的电视前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看的是日剧《姿三四郎》；我也常去饭店里潇洒，但穷学生囊中羞涩，也只是改善下伙食，去吃一碗面而已，我常干吃一碗面拌半碗辣椒的自以为占了便宜的傻事、也一直记得我把吃剩的面条在桌上摆成了"不好吃″这三字。

    回学校当然不是要翻校门就是要爬围墙，那时才十五、六岁，身体素质了得，那二米五开外的围墙，我一纵而上，只要手一搭就能一跃而过。

  也有专门的老师夜间来查房，我们对抗他的方法是唱歌，只要他一离开房间，我们就引吭高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让他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我们很是自得其乐。

  当然了，如此任性，成绩当然不佳，我上课时最拿手的是把课外书放在桌面上看，以为老师不会注意，但这些小伎俩全部是前辈玩剩下的，老师当然了然于心，我不止一回被老师拎去办公室罚站，但身边来去的师生都是陌生的面孔。离开了从小的学伴、父母也不在了身边，让我丢了羞耻之心。

  读高中时只有一件事，让我受用到了现在，那就是身体素质的锻炼，体育老师天天逼着我们上操场去跑圈，女生还能托有情况不去，而我们男生一年有三百天必须沿着操场跑十圈，跑到后来吹身轻如燕是过份了，但爬个山是不带喘的。

    高中勉强毕业，引以为傲的是语文、政治和历史成绩，几乎是班级的一流水平，而数学就一言难尽了，而物理、化学和英语那是惨不忍睹。

    丁蜀中学记忆着是我玩性大发的岁月，也记忆着我自尊心跌到了脚底的时光。我几乎用了一生时间还债，但也无法治愈，这是我遗憾终生的地方

                        东氿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