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日本是个很复杂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总是非常礼貌，但同时又很傲慢、专横；行为非常死板，但又特别能适应激烈的创新，产生了松下、索尼等知名公司；崇尚冷血杀戮的武士，但又有赏花赏月的温柔情调，会用“今晚月色真美”这样的语句传达彼此间的爱意。这样的矛盾，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总是令人费解。

       1944年，二战后期，日本已经难以承受巨大的战争损耗，失败只是早晚的事，美国已开始考虑占领日本岛后该怎么管理日本的事宜了。德国是个西方国家，英美有着很明确的处理办法。但是对于日本这个东方国家，美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动员了很多专家来制定计划，鲁斯·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的一员。“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概述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揭示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著作被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特质，有着深刻的描述与寻根探究的摸索。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屠杀犹太人的墓碑前下跪忏悔，而日本领导人为何至今仍经常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华战犯？为什么经常否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日本的天皇为什么至今仍然存在？从本书所描绘的二战时期日本的文化风貌当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先后打败了大清和俄国，环顾东亚无敌手，于是逐渐萌生了称王称霸的想法，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什么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解释说：“我们东亚各国都是黄皮肤，要互相团结尊重，不要被西方人瞧不起。”东南亚诸小国考虑到自身的处境与国力的悬殊，也就默认了。中国凑过去看了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字里行间歪歪斜写着：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主宰，要给日本驻扎军队的权力，并提供资源，实则就是丧失国家主权。

       然而，大多数日本人却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一个正义的理念，这与日本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日本皇室贵族之后有四个世袭阶层，依次是武士、农民、工人、商人。武士享有一定特权，而农工商则是普通百姓。如果农民得罪了武士，武士可以就地处决他，那么低等国家任由日本处置，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与之相比，我国虽然与日本共属儒家文化体系，却在等级观念上则存在一定区别。早在秦朝，陈胜吴广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这样的反抗精神从2000多年前就已经植根在广大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而仰慕强者，欺凌弱者则伴随着强烈的等级观念一同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

       在本尼迪克特眼里，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以上对这个民族品格特质的描写，正是贴合了书名“菊与刀”的矛盾特征。菊代表文雅与内敛，刀代表暴力与血腥。这种双重性贯穿了此书，也贯穿了日本民族的历史。

       日本人高度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日常中的一举一动，都会高度的考虑身边人对自己的评价，引申来说就是他们自己引以为豪的“荣誉感”，他们对这种“荣誉感”高度甚至偏执的敏感与在乎，为了得到可以献身、为了失去也可以献身，为了成功的骄傲可以献身、为了失败的耻辱也可以献身。这种“荣誉感”引申出了一种激烈而偏执的信仰力量——高于生命的力量。他们通过学习的方式几乎照搬了唐朝所有的经济、文化、制度、科技、宗教等先进知识，然而，他们却漏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制度上的科举考试；一个是精神上儒家的“仁”。

       书至七章，作者将日本人所说的“义理”评价为“最难承担的回报”， 阐明义理的回报并不是等价回报，一般随着时间的增长，需要增加回报的力度。从中国的文化来说，概念上更接近于“人情世故”。换句话说就是对待人与事的潜规则，或者说“规矩”。对于义理的回报，更多的是对于名声的维护。而名声是日本人非常看重的一部分。日本人对于“报恩“有着近乎执拗的偏好。他们对待天皇会毫无原则毫无理由地服从，哪怕心里知道那样做是错的也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同时他们对精神和意志的影响有着超凡的信任，认为这可以超出物质本身。

       不由得想起曾在《挪威的森林》看到这样一句话： “死并非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存在。”  日本人往往以死表达心理情感的一种极度升华，以牺牲呈现尊严，凸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略显畸形的自尊，带着淡淡悲伤和强烈荣誉感的情怀，或许就是日本人对生与死的直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