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们渴望成为富裕发达者，并且出奇地贪婪，追求一切能够获得的收益，却总是或低声抱怨，或高声反对那些恶德及不便。”

企业主创办企业出于“贪婪”，员工来企业工作也是出于“贪婪”。奇怪的是，在一家以挣钱为核心目标的公司里，领导往往倡导员工“无欲则刚”“不要把钱看得太重”等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不少的企业主，对于员工的各种物质和发展的要求，往往是抱怨，而不是高兴。吴军在《硅谷之谜》中说：“一些企业家，明明做的已经是新时代的生意，想法却还停留在旧时代，他们在给员工发放期权时，总认为这是企业对个人的恩赐。其实，期权只是一种财富增量分配的合约，本身不具有价值，它的价值是员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并非企业从已有的蛋糕中分给员工的。”下面是王育琨和任正非的一段对话，说的也是类似意思——王育琨：“任总，我发现华为跟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不同。华为激发员工要多挣钱，要升官发财，要改变家族命运。多挣钱和升官发财，这都是私欲呀，私欲如狼似虎，如狼似虎的团队可怎么带……”任正非说：“王老师你打住，别抬高我，我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

2.“娴熟地管理每一个人的恶德，将有助于造就全体的伟大及世间的幸福。”

曼德维尔认为，“美德”是一切克服了天然私欲的行为，“恶德”则是一切不顾公众利益、只顾满足种种私欲的行为，比如欲望、骄傲、虚荣和奢侈等。我在课堂上总提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家认为的科学的、好的制度？大家一般会说，好的制度就是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制度，而细究之下，所谓调动了员工积极性的制度，无非就是员工的私欲得到了更多满足的制度。几十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现在的人单合一也是如此。

3.“大多数作者都在教导读者应当做怎样的人，却几乎很少想到去告诉读者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即作为人“应该是怎样的”、作为人“实际上是怎样的”。曼德维尔认为，他不想“恭维自己”。他相信，人是各种激情的复合体，这些激情轮流支配着人，不管人是否愿意。他认为，人们不应该为这些自然的禀赋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一个“繁荣社会的伟大支柱”。想想也是， 一家好的企业，无论如何首先是最大程度地融合了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的企业；一个伟大的社会，首先是能够保护每一个国民利益的社会。

4.“立法者及其他智者为建立社会而殚精竭虑、奋力以求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一向就是让被他们治理的人们相信：克服私欲，这比放纵私欲给每个个人带来的益处更多；而照顾公众利益亦比照顾私人利益要好得多。”

“立法者”与“智者”们的努力不无道理，毕竟，谁也不想生活在霍布斯说的人与人就像狼对狼的世界中。从原始意义上讲，公与私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界限和对立，“集私为公”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而结果上的“化公为私”才是验证管理分量的关键。现在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化公为私”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新潮管理方法，概莫能外。用不刺激人的、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

5.“人类天性的那些冲动乃是非常迫切的；抵抗那些冲动会引出许多麻烦，而彻底扑灭它们亦极为困难。”

人本管理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简单的或者矫情地关心人、尊重人。你连人是什么都不知道，关心和尊重所从何来？所以，好的管理者一定是通人性、顺应人性的，人性中的很多东西，说不上善与恶，也无法阻止，只是看你怎么用。都江堰的“深淘滩、低作堰”被任正非学去，成为华为管理的重要思想，可以说是“人性化管理”的重要例证。

6.“道德的最初基础，显然是由老练的政客们策划出来的，旨在将人们变得互为有用，变得易于管理。这个基础的主要意图是：使富于雄心者从中获得更多收益，即能够更从容、更安全地治理大量的人群。一旦奠定了这样的政治基础，人类便不可能长期处于不文明状态。”

道德自然是维系人类社会的重要概念和行动指南，也是企业管理的基础逻辑，关键是如何去定义它。曼德维尔认为，来自本能的“私人的恶德”要转化为“公众的利益”，“至少还应加上一个动词，其意思方能完整”——“私恶德若经老练政治家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这是因为，人们越是更多地追求私利，越容易与其他人产生冲突与摩擦，“招致数不清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些冲突，人们经常会从理性角度收敛自己的行为，道德的价值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创业与运营企业，从根本上将就是一个“无事生非”和“招惹是非”的过程，企业发展得越好越快，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就会越显著。所以，让“人们变得互为有用”是一种实用的道德而不是高标的伦理指向，现在企业战略层面的生态化发展及内外部的所谓“价值共生”等理论，应该也源于此。

7.“永远激励着每一位英雄的最难满足的渴望，乃是对声誉的渴望；这种渴望，完全是一种无法驾驭的贪婪，即希图享有未来时代里的其他人对他的尊崇与赞美，就像享有其同代人的那样。”

这一点倒是符合后世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来，人的“恶德”，不仅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个人利益，也包括了这些被曼德维尔称为“赞誉的空幻钱币”的荣誉和名声，为了得到这样的荣誉，“连心地最高尚的人也如此乐于牺牲他们的安宁、健康、感官快乐以及自己的一切”。纵观古往今来的世间百态，还真是这样。彼得·里克森和罗伯特·博伊德著《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说到美国南方的暴力案件更多，其原因居然是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加爱惜自己的声誉。所以，声誉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都可以成为一种管理要素，可以作为企业主与员工“交换”的筹码，比如荣誉称号、官位、“非物质激励”等等。

8.“在我们的所有弱点当中，怜悯乃是最令人亲近的弱点，乃是与美德最为相似的弱点······不过，怜悯是一种天性冲动，它既不顾及公众利益，亦不顾及我们自身的理性，因此，怜悯既能导致善，亦可造成恶。怜悯促使毁坏处女的名誉，亦促使败坏法律的公正。”

怜悯类似孟子的“恻隐之心”，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哲学家们有不少的争论。不管怎样，在实践中这的确也是一个悖论似的问题，比如，中国俗语中的“慈不带兵，义不养财”也能体现这样的意思。在企业管理中，有很多企业主崇尚仁爱管理，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效率和人性之间、在员工被感化与是否真愿意为企业发展付出之间、在激励饱和与持续的积极性之间、在舒适与焦虑之间，如何掌握平衡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见识和“火候”最重要。毕竟，企业不是一个家，更不是你家我家，尽管一些企业主张口闭口“家人们”。

9.“勤勉的好人养活一家，慷慨地抚育自己的子女，交纳税金，并总是以不同方式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他们依靠某种行业为生，这些行业则主要依赖于他人的恶德，或者主要受到他人恶德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便可以说：美德与恶德结为了朋友。”

曼德维尔在这里说的“他人的恶德”，其实就是他人的种种需求，就像亚当·斯密说的吃早餐的人一样。在书中，曼德维尔举的例子就是商人——“商人便是如此。他们将谷物和布匹出口到外邦，购回葡萄酒和白兰地，促进了自己国家的种植业或制造业。商人使航运业受益，增加了关税收入，为公众带来了多方面的益处。然而，不可否认的却是：商人最大的依靠乃是奢侈和酗酒。”正是因为有人要喝酒、有人要过得好一些甚至享受一点奢侈，才有了商业，也才有了从事商业的形形色色的人。“倘若除非必要便无人去喝酒，倘若除非因健康需要便无人去喝酒，那么，众多的酒商、葡萄酒商、制造酒桶的工人等等，这些使这个繁荣的城市分外兴旺的人，便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在这样的情景下，“‘善’正在从‘恶’中萌发生长，犹如雏鸡从鸡蛋中破壳而出一样”。

10.“我们最有益于社会的品质，莫过于骄傲。要使社会富裕繁荣，最不可或缺的品质还是骄傲。然而，遭到最普遍厌恶的品质，亦正是骄傲。”

曼德维尔在这里提到的“骄傲”，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情，比如他认为，“我们根据人们的外表华丽去判断其财富，根据人们订购的东西猜测其见识。正是这一点激励着每一个人”。所以，“只要一个人还算有本事，他就会在意自己的小小长处，就要穿高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衣服，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里尤其如此。”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享受到被大多数人尊重的快乐”。由此看来，骄傲的确是鼓励人奋斗的重要因素，可是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日常中有一种现象：往往赞成鼓励一个组织（甚至更大范围的地区、国家）的骄傲，但却并不鼓励一个人自己的骄傲。这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存在差异，在有的文化中尤其严重，往往被告诫要“夹着尾巴做人”。可是，“夹着尾巴”明明就是一个“狗东西”，哪里还能做成人？

11.“我们相信自己热爱正义，并且愿意看到奖励美德；但是，倘若人们始终仰慕最享盛誉者，那么，我们当中一半的人便会渐渐对他们感到厌烦，于是去寻觅他们的过错。”

这里表达的意思，似乎与上面的话题有较强的关联，其实也反映了人性中的一个重要倾向。曼德维尔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古希腊人的“贝壳放逐法”。盐野七生在《希腊人的故事》中就提到，指挥过著名的马拉松战役的阿里斯泰德、在萨拉米战役中指挥雅典海军取得对波斯决定性胜利的地米斯托克里，都曾被“陶片放逐法”流放，后者甚至被他的敌人、波斯国王薛西斯收留为政治顾问。曼德维尔说：牺牲这些人，乃是对心怀恶意群众的逢迎，因为群众看到一位伟人身败名裂，会感到莫大的宽慰。你看，真正的世界和人心，就是这么复杂和无厘头！

12.“从人们的实际行为判断，所有人天生喜爱的真正快乐，乃是那些世俗的和感官的快乐。”

用曼德维尔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欲望的驱使，人绝不会去拼力奋斗；当人们躺在休眠状态中（时髦的话就是“躺平”）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当然，他身上的才能再多也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因此，如果希望人类社会强大有力，就必须去唤醒其种种激情。比如，通过划分土地将能使人们“心生贪欲”，用赞扬将人们从懒散中唤醒，教给他们贸易与手工，增加他们的财产，务必使财产受到保护，一切皆依法办事，使人人皆能自由地思想，等等。

13.“能够激励他们去为他人服务的，除了他们自身的种种需求以外，别无其他，而缓解那些需求乃是明智之举，但扑灭那些需求则是愚蠢之举。”

曾经看到一位企业家提到“人欲即天理”的说法，放在企业管理的情境中，还是很有道理的，起码比那些假惺惺的“义利之辨”说法要真实一些。在现实的企业中，华为的“奋斗者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激励，员工难以持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个人收入高了、位置高了、管的人多了，难免产生惰怠。曼德维尔也是这样说的——能使劳作者变为勤奋的，惟有数量适度的金钱：因为若金钱太少，按照劳作者的脾气，或者会使他自暴自弃，或者会使他铤而走险；而若金钱过多，则会使他变得傲慢懒惰。

14.“毫无疑问，一个国家若人人都诚实和节俭，那就没有一个人建造新房子，而只要旧的尚够用，亦不会有一个人使用新材料。这样一来，四种建筑行业中的三种将缺少人手，它们是石匠、木匠和泥瓦匠。建筑业一旦消亡，测绘师、雕刻匠将会是什么状况呢？服务于奢侈的其他行当也被严加禁止，因为立法者们意在建成一个良好、诚实、伟大而富裕的社会，并且努力让自己的臣民具备美德，而不将他们变得富有。”

这样的例子，包括以道德名义干预经济活动，人类历史长期以来的各种“乌托邦”出给了很多的实践而且似乎一直延续至今，不用多说。

15.“我首先确定一条原则，即在一切社会（无论大小）当中，为善乃是每个成员的责任；美德应受鼓励，恶德应遭反对，法律当被遵守，违法当受惩罚。”

几乎到本书的最后，曼德维尔才说出了人们一直期望他说的话——他论证“私人的恶德”即“公众的利益”，并不是他赞成和鼓励“恶德”而否定人们向善。他之所以费劲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的本性自亚当堕落以来始终如一，其优点和弱点在世界各地一直皆显而易见，且并不因年代、气候或信仰不同而有别。”所以，研究社会或组织的管理，脱开这样的基本人性判断，就很容易走入误区，“没有人的恶德，任何社会将不会成为这种富强的王国，即使成了富强的国家，也不能持久。”但是，这样的研究结论，一定不是“要人们去做恶妄为”，更不是“要人们去动辄争吵、心地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