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到兼济天下，那我便独善其身吧。”陶渊明扛着锄头眼中布满了忧愁。
01
魏晋南北朝是士大夫的乐园，哪怕国家满目疮痍，依然不影响士族们聚会交友嗑药（寒食散）。
当然士大夫嗑药也许有他们的道理，西晋末年，司马一家为了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八王之乱），被赶到北方的少数民族趁着西晋国力空虚大举南侵。皇室、士族为了躲避战乱，大规模南迁（衣冠南渡）。
也许是司马懿、司马昭太优秀，耗光了上天安排给司马家的福泽。靠着淮河和长江天险，晋王朝后裔们做起了偏安一隅的美梦。渡江的司马皇族把自己的政治底气全部留在了当年那场内乱中，等到东晋建立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士族门阀的势力来进行统治，渐渐地国家政权掌握在了门阀手中，市井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歌谣。
皇帝是傀儡，士族门阀有权又有钱，北方的“野蛮人”被天险挡在了对岸，不吃点喝点犒劳一下自己，这漫长而又富裕的人生那得多浪费呀。
我们知道，人喝嗨了容易进入奇妙的精神世界。那些士族老爷们又多多少少读过些书，识得字，所以这些喜欢喝酒吹牛（空谈）的贵族名士将魏晋风流演绎成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又一座高峰。
老王家的优秀子弟王羲之，就是在一次聚会上兴致勃发，挥毫泼墨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至于书圣大人“暮春之初，会与会稽山阴之兰亭”时到底有没有嗑药，就有待商榷了。
02
距书圣大人写出《兰亭集序》十二年之后，江西省首位文学巨匠，东晋杰出诗人、辞赋家，被誉为“田园诗派鼻祖”、“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老先生出生在了浔阳柴桑一户衰落的世家中。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出身微寒，从县衙小吏做起，靠自己的能力踏实上进，尤其东晋开国后为稳定国家政权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
陶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曾担任过安成太守，作为官N代，陶渊明的童年是幸福的，据他《荣木》序中所言“总角闻道”。早早地就接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曾作《杂诗》申明自己“猛志逸四海”的志向。
等他长到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才开始逐渐没落。二十岁时开始走上仕途，既为了谋求生路又可以一展雄心。
可惜东晋政治的话语权大都掌握在门阀士子的手中，腐朽的统治集团像一张大网，束缚了陶渊明为民请命的政治抱负。
生性淡薄的陶渊明与官场那套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在不久之后他决定辞任回乡。心神转移到了田园之间的陶渊明是快活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内心的安宁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后来州府召他做主簿时，他坚辞不就。
陶渊明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又陆陆续续往返于仕途和田园之间。
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彭泽令，那一年他四十一岁，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准备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到任八十一天的时候，浔阳郡督邮以巡视为名前来索要贿赂。县里的小吏要他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迎接督邮（当束带迎之）。
本来就淡泊功名的陶渊明，自然不愿与这些腐败的蛀虫为伍，叹息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说完挂冠而去，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谈。
330多年后，当诗仙李白一脸落寞地吟咏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离开巍峨的长安城时，不知他的心境有没有和陶公相合。
03
有人说，陶渊明的辞官是有底气的。仗着父祖的余荫，他有足够的家底给自己的隐居生活买单，如果他真正把务农当主业就不会写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样的诗句。
事实的真相早已经埋进了历史的尘埃里，我们今天只能从他留下的作品中揣摩一二。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嘲“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也许有夸大的成分。可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高洁志向却是有目共睹的。
他原本可以享受到荣华富贵（刘宋代晋后，朝廷屡次征召都被他拒绝了），但他选择了清贫的田园生活。虽然失去了优越的生活，却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他的《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是对自己高洁志趣的抒怀，那么《桃花源记》中所说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便是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层的强烈抨击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自陶渊明开始，人们的理想有了寄托的地方。桃花源就是诗和远方。
宋朝苏东坡尤其推崇陶渊明，他曾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之贤，贵其真也。”
真性情，真洒脱，这就是陶渊明的魅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