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纵宇一狼
教育是神圣的事,教育者是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栽桃种李种春风,门生学子满天下。这就是我对教育者的从前看法。
然而,今日参加了一个资格证的考试,提前一天去看考场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我厌烦的事情。
进入考场不可以带任何通讯设备,这无可厚非,但他们要求必须使用手机扫“健康码”和“行程码”,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这也无可厚非。
当我询问是否可以把这两个“码”打印出来,然后就可以不用带手机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是不可以。呵呵,我第一次无言以对。
接着,过了第一道安检,就需要存放包裹和手机,他们在学校门口指定了一个标有“小件寄存”的店铺,让我们把携带的物品寄存在哪里,我依着他们的指引,发现每次寄存需要支付五块钱。我失望了,从看考场到考完试,共需要寄存三至四次,这就是二十元,考点那么多的学生,这利润可想而知。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包裹寄存,那我们可以选择不寄存,问题是,他们要求必须使用手机扫“健康码”和“行程码”之后才可进入,(打印的纸质版不可以),而使用手机扫码后,又必须寄存包裹,且寄存的地方只有他们指定的商家,而且还要收费。
这里面难道就没有利益关系?怎么着我也不信。以往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也参加了不少,要么是可以使用纸质”健康码”进入的,要么是提供免费寄存包裹的地方的。今天这种事 还是头一次见识,真是“大开眼界”啊!
对此,我又怎么容忍。然而,即使不能容忍,又当如何?力所不及,人微言轻。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育工作者吗?不是的,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许是我太过敏感,也许是有一两匹害群之马,也许是比例的问题?
谁知道呢?且宽心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