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 2010 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 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 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 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变化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 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 至17 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 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 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 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
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 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
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 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 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 年的20 亿，增加到2020 年的32 亿，到2030 年，更会增加到49 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
二
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 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中，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 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 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
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 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 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 美元之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
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 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以汽车数量估算中产规模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不适用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公共交通发达、私人汽车税率极高的地方——当地中产未必买车。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以汽车数目代替中产人数，也会不准确。但是，过去10 年间，全世界汽车拥有量增长快的10 个国家，其中9 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其他计算方法推导的中产兴起趋势惊人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