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特殊儒家文化背景长期的社会演变中，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不断流变并发展, 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长此以往，这种苛责异变成为对女性的束缚，所发展出的诸如“三从四德”“贞节牌坊” “三妻四妾”等封建陋习成为女性悲剧的根源之一。

  《为奴隶的母亲》一文作为柔石的代表作，其文“忠实于生活，揭露的深刻”，以“典妻代孕”这一现象为后来者提供管窥旧社会女性悲惨遭遇 的一个视角，本文基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试析以春宝娘与秀才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女性的悲剧。

一.失去自我的悲剧

1.被物化的资产

  女性被“物化”的历史由来已久。西施被送给夫差，王昭君被送到塞外, 貂禅与陈圆圆的所属权几度更易, 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即使涵养 如苏东坡者也难免被编排上一则“以妾换马”的轶事。对于一个身处封建社 会的女性而言，无论她的社会身份是作为女儿,还是妻子，抑或母亲,若想生存便需要依附男性，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权利。只有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所有物才能存在,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被物化的真相。

  古虽称女子“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在实际生活却不过是男子生育与纵欲的工具。《汉书·贾捐之传》有言：“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虽然此时还不能算得上真正的典妻，但也差之不远矣。由于民间存在着传宗接代的需求，加之部分农户难免遭遇困顿，故这一现象虽不受到官方 的鼓励，却也是屡禁不止。然而，到了清朝，典妻制度达到了全盛，即使是在“康乾盛世”的太平日子，典妻依然大行其道。在某些地方，它甚至已然公开化，成为了世人习以为常之事。

  故事中黄胖对于典妻一事向春宝娘解释道：“我仔细想，除出将你身底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读来实在恐怖。纵然是为自己生育了一个儿子的发妻，此类男人也毫无恻隐之心，如同贩卖一只家畜似的将其典当，丝毫未曾设想过妻子的感受。想必在他看来，一只羊，一头牛，一个女人，都不过是家主的附庸罢了，何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当春宝娘将离开家时，她对于这个互相陪伴了多年 的丈夫也是毫无留恋之情的，甚至后来在秀才家中还赤裸裸的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底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 异国里取得。”对于设想中的前夫的死亡，我们读不出任何的悲伤。想来也是，如此压抑的夫妻关系又怎能催生出正常的人伦之情？

2.被固化的工具

  更可怖的远不止如此，对女性的压迫并非仅是来自男性，还来自于女性内部。为秀才一家拉皮条的沈家婆是这样说服黄胖的：“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当春宝娘舍不得离开自己的 孩子时她说：“有五岁了，古人说：‘三周四岁离娘身，’可以离开你了。 只要你肚子争些气，到那边，也养下一两个来，万事都好了。”而当秀才妻 得知春宝娘怀孕后她一开始是欣喜的，随后却因失宠“怨恨自己肚子底不会 还债了。”她不停的讥嘲春宝娘：“以前在自己家里，她不相信她有这样的娇养，恐怕和街头的母狗一样，肚皮里有一肚子的小狗，临产了，还要到处地奔求着食物。”

  由旧社会的社会分工来看，男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生产力是经济财富的首要创造者，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带来了家庭地位的不平等，故无论男女，都默认了女性的社会分工便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传统将女性固化为了生育工具，仿佛其存在的意义便是仅仅为使子宫物尽 其用罢了。

  长期的暗示将这种集体无意识烙印于女性的内心，她们自己也接受了这一事实，并竭力迎合这一需求。《白鹿原》中顺从的生育工具吴仙草因为为 丈夫白嘉轩生了三儿一女而被奉为家族的女性楷模，《妻妾成群》中的大太 太凭借生下的儿子而一跃成为家中女主人。纵然是强势的秀才妻也因不能再次生育不得不捏着鼻子看丈夫典来春宝娘。

“母凭子贵”的女性们从封建秩序中谋得了权力与利益，于是曾经的受 压迫者便一跃成为压迫者，在某种程度而言，女性自身对其他女性的压迫甚至狠过男性。内部阵营的分化使得推翻现成不平等秩序的可能成为了幻想， 于是更多的人便只能继续遭受着这种不平等的压迫与偏见。

3.被奴化的仆从

  “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是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共识。这代表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对女性能力的否定。在不平等的男女关系 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男性权威压迫,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削弱,以及 随之而来的强权下的奴化,霸权——奴化因果相连,最终导致女性自我丧失、 地位沦落，且自己也接受了这一事实。

  这一渊源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早至汉代，班昭便作《女诫》一书为教育 女性做人，《女诫》“系统的把压抑女性的思想编纂起来, 使之成为铁锁一 般的牢固, 套上了女性的颈子”，并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成为封建女性的 道德标准，带来了难以言说的苦难。

  自我意识和生存能力严重滞后使得她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人,不擅长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诉求,其根本原因在于她们一直“仅仅是从蔑视女性的男性眼里去看世界、看自己”。以春宝娘为代表的中国 近代女性往往无法跳脱出这种来自自身的束缚, 缺乏主宰自我命运的勇气 与意识,正因如此，在被典出后，春宝娘未曾想过反抗，她所说过的最剧烈 的话不过是“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从秀才家里返回后她也不曾叙述过自 己的苦难，面对困顿的家庭和冷漠的丈夫依旧是逆来顺受，在这篇不长的故 事里，她正如一根苇草，一叶浮萍般，受着男权的裹挟漂流，始终未见其自我的觉醒。

二.集体无意识下的压迫

  集体无意识由荣格在1922年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 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农业文明形成的性别偏好，使得女性的身份自然而然的被畸形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诗经》对一个女子最大的赞美便是“宜其室家”，由此可见礼化女性的痕迹最早可溯源至先秦。但此时的夫妻关系虽不算平等，但也还称得上是互敬互亲。至汉代，董仲舒吸收法道思想，创立三纲五常，使得夫妇关系被“政治化”，言“夫为妻纲”即是丈夫是妻子的主宰者，妻的 生死荣辱都由夫所决定，至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初见端倪。

  讲究“中庸”之道的儒学成为官方正统后免不了异化，封建社会催生出特殊的封建礼制，女性意识在礼教的束缚下全面扭曲。自汉以后，女性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宋代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将伦理纲常哲学化--遵守封建伦 理纲常就是符合天理--导致的是社会甚至女性本身对贞节的极度苛求。层出 不穷的贞节牌坊，地方县志上的“烈女传”等都是这一苛求的体现。而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没落的阶段，对女性的压迫达到了可谓是丧心病狂 的地步。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压迫甚至于根深蒂固到了几乎无人再去深思这般是否合理，仿佛女性生来便是应当这般经济上无地位，精神上受奴役，人格上受侮辱，身体上受伤害的遭遇。

  《为奴隶的母亲》一文所叙述的典妻现象仅仅是当时社会实际的一个缩 影，事实上，旧社会的女性所要面临的苦难远不止于此：溺弃，童养媳，缠足，一夫多妻，虐妾，殉夫......以上种种，罄竹难书，字字都透露出“吃人”的残暴。鲁迅曾把妇女比作“封建社会下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盛筵 上的一道‘佳肴’”，从春宝娘的遭遇我们或可管窥中国旧社会女性的悲剧人生，看到其受封建思想腐蚀扭曲的灵魂，听到其被礼教礼教挤压变形的呻 吟。

三. 余论

  1891 年，一个名叫宋恕的人写下了一本《六斋碑议》，主张男女平权， 呼吁废除父母包办婚姻和纳妾陋俗，实行一夫一妻制，强调女性受教育的重 要性。但这不过是一声孤独的呐喊。

  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等倡议创立了“社会改良会”，提出：不狎妓，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废止早婚，结婚自由，再嫁自由，少生儿女七种 应改革的社会顽疾。然而单靠少数人的倡议和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形成革命性法规便无力扫除弊病。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民法》，宣布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但可笑的是，司法院随后做出了否定解释，使得这个法条立即成为了一纸空文。

  《为奴隶的母亲》正发表于 1930 年。

  这篇作品“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都迥异于他以前的作品”，当宏大而狂热的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成为主流, 柔石仍能用深切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人尤其是平民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现实, 用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触摸到生命中最为本质的部分, 以悲天悯人的态度去审视那个吃人的社会的顽疾。

  鲁迅问：“从来如此，便对吗？”柔石用这个故事回答了他：从来如此，亦是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