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晦涩难懂五千言，茫茫千年无人解。
另一人，言说着无知之知，无求之福，将自己献祭给了法律制度的尊严。
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这段时间是人类最灿烂辉煌的时光。两位哲人分别在世界的两端诞生，为东西方文明奠定了重要的根基。
老子写道：“道可道，非常道“，苏格拉底将目光转向心灵，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二人所进行的都是对本质的思考，都是在生有涯而知无涯的困境中寻找自洽。他们的思考都达到了一种超脱于文字表达的境界，脱离了措辞中已经被脸谱化，简化的概括表达
——如果单纯地将老子的思想概括为“打破欲望”，就太绝对了，而“与自己和解”又显得太做作，太不真切；如果将苏格拉底的思想简化到那一句著名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也太过形而上且难以实施，致使人们心生轻蔑不满，而“寻求普遍的真理”也实在是过于遥远。
在我看来，老子的道家从来不意味着被动与逃避。道家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每一个人走过的路径都不尽相同，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自己自在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与天地并行。老子的学问是专注于此岸的——它不指望轮回与因果，也不畏惧死亡这无人能逃的终点。在他看来，人只能自渡。
如果说儒家是世俗的协调之道，佛家是生死的协调之道，那么道家的道，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之道，人与自己的共处之法。道家不求世俗与解脱，而将目光放在讳莫如深的，孕育万事万物的母亲——自然。道家在找寻一个恒定的“变”，一个可被有限理解概括的无穷。
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也有一个类似的追求——看透表象去找寻真理。这从“哲学”这一单词的名字里也能看出一二：爱知之学。当欲望无限膨胀时，苏格拉底试图通过美德与哲思的教化来帮助人们摆脱穷奢极欲的泥潭，当他一步步走过雅典的街道，苏格拉底了悟了“凡人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张扬也是需要制约的。
这就是两人的共同——老子与苏格拉底都充分看到了“有限”这一概念，并在同时依旧肯定着人去思考或自我协调的能力，他们都不是坐以待毙者，未曾在对于无限的恐惧面前束手就擒。我不知道他们二人是否求过有一知己，不过如果老子能够与苏格拉底能相互聊上一两句，或许二者会相当投缘。
苏格拉底是真理的殉道者。他或许死于一场政治谋划，或许死于不理解他的雅典同胞——苏格拉底死在了守卫雅典的陶片放逐法之下。在他死后，雅典民主政治前后受到了来自斯巴达，马其顿的蹂躏。苏格拉底为哲学而死。而老子，这个同样谜一样的贤者，既留下了生命的终极困局，也留下了一条明路。人凭何而生？人，向死而生。意识到自己必死的结局时，人对于生的认知才能更上一步。深切地去感受，细细地去品味人生的倒计时，然后掩去那些蒙蔽着双眼的执念虚妄，再去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