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即使那房子终究被拆了，即使我有一段时间里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

小镇的每个人，都在经历内心激烈的冲击，他们一方面到处打听那些勇敢迈进舞厅的人，打听那白白的大腿和金色的墙面，另一方面又马上摆出一种道貌岸然的神情，严肃地加以批评。 但谁都知道，随着财富的沸腾，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各种欲求在涌动。财富解决了饥饿感和贫穷感，放松了人。以前，贫穷像一个设置在内心的安全阀门，让每个人都对隐藏在其中的各种欲望不闻不问，然而现在，每个人就要直接面对自己了。

不过，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

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

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

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每一年祭扫总是不同光景：老的人更老了，新的人不断出来，看着一个又一个与你有血缘关系的老人，成了你下次来祭扫的那土堆，一个又一个与你同根的小生灵诞生、长大到围着我满山路跑。心里踏实到对生与死毫无畏惧。

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切开的木头年轮中的某一个环，拥挤得那么心安。

在我的理解中，家不仅仅是一个房子、几个建筑物，家，就是这片和我血脉相连、亲人一样的土地。

累死累活地奔波，就是为了体面地回家。

从小我就喜欢闻泥土的味道，也因此其实从小我不怕死，一直觉得死是回家，是入土。我反而觉得生才是问题，人学会站立，是任性地想脱离这土地，因此不断向上攀爬，不断抓取任何理由——欲望、理想、追求。然而，我们终究需要脚踏着黄土。在我看来，生是更激烈的索取，或许太激烈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任性。

是很美啊，那是片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海滩，海那边漂浮着几条大大的船，一群海鸟轻盈地掠过天际，我是可以躺在这里一个下午，如果这是我的家的话，然而，我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慌：为什么这里的风这么大？为什么这里的沙子那么干涩？为什么看不到我熟悉的那些石头。我恐慌地到处寻找，才终于看到，那条湿润的小巷子温暖地在不远的地方等我。 我高兴地一路狂跑，似乎后面有什么在追着我，边跑边哭，边跑边笑，终于跑到家里，敲了敲木头门，开门的是母亲。母亲并不知道我那下午的历险，看着灰头土脸、泪流满面的我，并不追问，也没责骂，把木头门推得更开一点，说，干吗？怎么还不进来？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往家里跑，厨房的油烟、木头的潮湿、狗的臭味它们全部涌上来，环抱住我。

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

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

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足够的尊敬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