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开口说自己是一个诗人，在我心里李白、杜甫、奥登、特朗斯特罗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艾伦金斯堡……那些伟大的名字才能叫诗人，我自己只是一个写诗的人。
写诗从来不是一个职业。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没几个人可以靠写诗为生。但奇妙的是，一旦别人发现你写诗，一旦你真正掉进诗歌的黑洞，你的全部身份从此就只剩下一个，就是诗人。再做什么都显得无足轻重。的确诗人是一个根本性的身份。
我身边有一群写诗的哥们儿，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才华的方向，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一方面把跟诗歌不相干的事业搞得轰轰烈烈（或者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始终将诗歌生活看得远高于日常生活。也许，这种游手好闲的状态才是诗人的正途，就像火药最正当的用处不是枪炮，而是造出美丽的玩意儿，古中国那些最庄重的和最明智的贤人都在忙着弄花炮。正是这些无用之物、生活里的过剩之物，同时又是另一些人匮乏的东西，给了一个人最根本的定义。
职业、学历、金钱、地位或者星座血型，这些概念不管多实用，抑或多时髦，都没有能力定义一个真正的人。这些都只是标签。一个人被自己的丰沛定义着，一个人也同样被自己的匮乏不断定义着。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过度的人与匮乏的人。今天活动的出发点是去反思青年文化。我想，青年不以年龄做无聊的划分，而是取决于心智、心性以及姿态。所谓年长而勿衰，我们有的是白胡子年轻人，也有的是二十出头的老年人。过去我很反对80后，90后这种标签，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iPhone5，iphone6，iphonex，工具化流水线上的一代，充斥着虚张声势的升级换代。但如今，我越来越能够欣赏其中微妙的对应和讽刺关系。也许实情就是这样的，当机器模仿人性的丰富和有趣时，人类正在努力模仿机器的刻板与乏味。现代社会的险恶无处不在，却以慈眉善目的面孔隐藏在城市的内部。当你乘上时代的高速列车，以800公里时速冲奔向前，当你还在为堂皇车厢中的舒适所迷惑，浑然不觉你此刻就是一颗高速射出的子弹。当新一代诗人还在天花乱缀地抒写小心思、小忧郁时，不知不觉已加入到一场成功的苟且。
尼采曾经区分过两种痛苦者：“一种是生命力过剩的痛苦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他描述那些生命过度旺盛的丰裕者，由于生殖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硕果累累的良田。”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尼采谈论的是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但我们今天也许可以将这种贫乏的痛苦，对应到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
我承认，我总是被那类过度的人所吸引，迷恋博物学家的气质，少年时还曾经立志要当一个万金油小姐。因此格外偏爱那些悬崖边的天才，伟大的病人，以及一切走钢丝的反动者。他们往往叛逆、异类，也可以说是彻底的摩登。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成为需要被打捞的传统。尼采的描述可能抽象了点，我现在大概能够立刻想起来几个具体的人物，可亲可爱的对象。几年前，我开始研究这类天才人物，并把他们称作我“亲爱的模型”。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位。2013年夏天我博士二年级时，经孙郁老师指点第一次从周作人全集里注意到了霭理士这个名字。一九一八年周作人第一次译引蔼理士，此后终身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提起这些启蒙之书，周作人说，“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就是这位曾经和弗洛伊德齐名的蔼理士，被称作他所处的时代里最文明的人。他是一位典型的尼采口中生命力过剩的天才。追随达尔文、斯宾塞、弗雷泽等博学家通才的传统，他相信理性与情感之间并非矛盾隔阂，努力将诸如道德起源、生物学、性学、儿童学、医学、妖术史、民俗学等等文理知识海纳百川汇入自己的学术版图。他因为写“反常”的书，支持同性恋，研究犯罪天才而官司缠身。然而支撑他冒险的背后的逻辑，绝非为弱者维权，为大众祈福，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濒危物种的激赏和保护。而到最后，他自己这样的博物学家也成为了时代的濒危物种。
我们今天很流行所谓的跨界，跟霭理士、斯宾塞、达芬奇、尼古拉特斯拉这些过剩的天才相比，这个时代的跨界是多么可笑。他们的能量实在太过强盛。当然了，才华不用白不用。聪明过头就不大人道。我至今仍然很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ellis时那种被打击到的感觉，去享受那种智力上的暴击。这些天生要与世上丑物相拼搏的人物，他们身上传统与沉默的成分，以及对广阔善恶的辨析，实在太过迷人；与此同时，他们对僵化的社会，拥有北欧海盗般天才的破坏力。
霭理士曾经专门考察过老子对于传统、规则、礼仪的漠视，他相信中国最深刻的道德家和哲学家并不重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他们活在音乐之中——那种无声却和谐的音乐中的文明。他也乐于转引墨子的言辞，认为“效仿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代人就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习惯。”[1]墨子两千多年前的断言，离奇地印证了残酷的现代中国，一代人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习惯——那由礼仪和审美构建的伟大的音乐消失了，沉默在不断加强。十六世纪，裴雷拉惊讶地注意到中国没有乞丐，然而今日的中国充斥着文化上的乞丐和智力上的贫血。
比较起来那些过度的天才，我们这个时代多数是匮乏的人。这一代人面临着智识和审美上的匮乏。我们现在陷入到一种审美上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并不是在歌颂精英，而是歌颂一种平庸、简单、谄媚。而对于一切有难度、有门槛的东西无限苛责。我经常听人批评现代诗读不懂，读不懂的就是垃圾。对不起，诗歌对无限的少数人说话，不需要让谁都读懂。有难度的诗句，恰恰是对现在审美法西斯主义到有力矫正，就像布罗茨基所言，“永远都是人民去模仿艺术的语言说话，而不是艺术模仿人民的语言说话”。
我们面临着情感上的匮乏。这个时代很多人对爱情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的孤独感转移太快，随时可以去微信、网络、游戏上刷一把存在感，信息过度给每个人带来幻觉，好像可以永远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爱情被解构得太厉害。也许20年后就都是AI女友AI男友了，那会儿的年轻人回溯起前辈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呢，说两个生物人一起多不卫生啊！
我们也面临着经验上的匮乏。当网线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唯一脐带，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触觉随之退化。我们的认知严重依靠信息而不是实践，网络和想象力可以把我们带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好像不出门，坐在家里就可以创造世界。即便年轻如九零后，也不得不面对官能的退化和世界的中年危机。
我们同时面临着感知上的匮乏。年轻的一代甚至都不再拥有真正的疼痛了。我们都内心多久没有被无比锋利的情绪填满，多久没有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多久没有感到一种富足的疼痛？疼痛才是身体的重量，最初的人类一定是在劳动与疼痛的双重经验中成长为人，或者圣人的。疼痛是真理之母，是真理他亲妈。而中国人只有劳动和革命的身体。
这样的匮乏体现在一代人身上，同样体现在这一代年轻诗人身上。如何去书写自身和时代的匮乏，并通过书写去打破匮乏，重新获得一种真正强盛朗健的文化基因，这也一直是我为之困惑的问题。我内心经常把诗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分子型的诗人，一类是艺术家型的诗人。我觉得自己明明是偏艺术家型的，但不幸走上了一条知识分子的道路。我想，不断感受自身的匮乏，匮乏带来的不满足、饥饿的感觉，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存在感。
当然，不可否认这个时代有他过剩的一面，物质的过剩、信息的过剩、欲望的过剩，这些都是片面的过剩，他们代表的往往是一种精神的无能。面对一代人发育不良的道德感，疯子、流氓、邪恶的天才，以及那些仅仅因为蠢毁掉世界的人，新一代的诗人有他们新的天职。从朦胧诗以来，诗歌一直负责反抗，诗人们无法安置他们僭越的灵魂。然而一代人与一代人反抗的形式不一样，姿态也需要创造力。年轻一代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抗议，我更愿意用“拌嘴”和“调情”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我相信这一代诗人会有自己更精致更多花样更漂亮的反抗姿态。
今天，随便谁买一张机票，就可以走遍鲁滨逊漂流记三毛传奇，有兴趣也可以重走“权力的游戏”中七国拍摄地。这种地理经验上的冒险，已经在现代社会里不可救药的衰败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愁”的消失；
而另一种心理经验的冒险，露出了更为诱人的面孔。如果把人生看作一件艺术品，主人翁就好像思想马戏团里的演员，随时随地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过上崭新的人生。她必须时刻创造自己，创造生活，打破一切的陈词滥调。而这些，都是藏匿在诗歌背后的，对贫瘠生活的精致的讨伐。
在“过度”和“匮乏”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艺术，这同时也是一个“健康”问题，关乎文化和文明的健康状态。我们这一代人和赫胥黎、罗素、霭理士那一代人非常相似，都生活在科技带来的巨大的幻觉里。那一代人经历了生化科技带来的思维习惯的改变；这一代人则被科技更多侵入了日常生活，经历了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将最终带来体质的改变，到那时，人作为一个物种彻底发生了演变。这也许是一个最后的“人”的时代。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别看颜值了，这是个最后的看脸时代！人工智能的未来，每个人都被生产的很美，美成为标配，或者说连美都工具化了。人性，也许会成为最珍贵的遗产。
这是究竟怎样的一代人？一个民族的习惯又该如何被翻转？我们如今还不时能够听到那些伟大反对者声音的回响，那些消极的反对者们，连同那些有罪的反对者们，他们沉默的呐喊一并汇入到鲁迅的呐喊之中。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一种传统，决定了我们拥有的是哪一种文学，哪一种未来。
[1]霭理士：《生命之舞》，徐钟珏、蒋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