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一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关于日本社会变革的书籍。本书作者涩泽荣一被日本商人尊为“日本企业家之父”，讲述了他从尊王攘夷→成为幕府幕僚→成为天皇的大臣→下海从商，实业报国，四个人生阶段。我很荣幸能读到那个来自于一个世纪前的日本文明记录。
涩泽荣一先生对中国《论语》颇有研究，这也是他的经商之道，这也是他为人处事之原则。天命不可违，尊重大自然法则，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时候静待时机，努力修炼自己。
还给我们讲述了他的识人之道，一般情况下，我们有查其所言，观其所行的说法，然而我们就算听他说了，也观察到他确实这样做了，也成功了，但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清楚吗？为了爬上某某岗位他努力工作，取悦领导，到头来动机是敛财，那他的动机就是坏的，可行为却是好的，但却成功了，矛盾否？一人动机是使禾苗成长，但不遵天命，拔苗助长，动机即使是好的，行为却坏了事情，这种人领导绝对不会重用。所以动机不明，行动优讯之人必被领导青睐。所以我又想到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观点，人应由内而外散发魅力，逐步扩大影响力。
我个人观点:优先修炼本心，提升自身素养，修炼正的动机，拓宽自己知识面宽度，拓深自己从事领域知识深度，这样才能在以后的行动中既有正动机又有正行动，才能有正的未来。
还有他所描述的日本在20世纪初社会的重大变革后，物欲横流，急于求成之风盛行。这点类似于我国21世纪初页变革后的社会现状，时至今日这种浮躁之风还存在，还好有以罗胖为主的知识分子在移动互联网弄潮儿。不过我只保留一部分对罗胖的认同，读书真正的目的是思维与逻辑的提升，快餐式吃的快，但营养有限。
东方的书籍与西方来比较，西方会把东西模型化，而东方会更理论与通俗，这实在很矛盾。东方强调更多的是为人的修养，而后才是成功，东方看待个人的成功并不只看一朝一夕，强调的是后人的对前人的评价，而前人在前朝的成功，在今世却有可能遭到唾弃。东方与西方普世的东西都趋同于人心向善，也在引导着人心向善。
而作为商人，中国古代就有商人不作为，投机倒把，而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把商人划分到最末，中国古代文化得到一统应该在汉武帝时期，独尊儒学，后世如此，而后人对儒学关于对待钱财与商人都领悟的有所偏差，倘若领悟对了，就不该有当今盛世。
大航海时期贸易的繁荣成就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最终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几个世纪，商人地位得到尊敬，而同时期中国的商人却遭到打压。在古老的中国看来，商人不劳动也不生产物品，只是把物品收集起来，伺机赚取高额利润。为什么不同时期东西方商人的待遇和成就会如此的不同，如果开始商人以生存和谋求利益，那时人之常情。随着资本的扩大他还是如此贪婪成性，操纵国家命脉，那就是商人在逆天。论语中教给我们从商之道在于自身品德修养，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记得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是人死之后，通过液态氮气冷冻，然后底部通过震动，把尸体抖动成颗粒状，在再通过分离，分出大小颗粒，小的颗粒会被打包到一个小盒子里，在经过6个月后，就可以从中发出一颗小树苗。谁又说他又死了呢？他以自己的能量又成就了一颗树苗，而树苗的体内也有他的血液。中国北方的土葬其实也是一样的，而爱因斯坦则通过能量守恒定律来解释这一现状。
每个人的成就都来自于这个社会的供养，来自于大自然的赠与。从商之道学论语，学的不是论语，而是本体的洗涤与净化，社会赠与我的我要好好经营这些资源假以时日回报与社会。
商道是孝道，也是为人处事之道，更是大自然天命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祖宗给我们的东西你可知道与多么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