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总而言之，一个时代的总体观念会受到物质条件上领先的阶级的影响。

不止针对阶级，这个结论在不同民族的世界观当中也普遍适用。因此，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社会、文化领先地位的欧洲人会提出“欧洲中心论”，并将这种带有偏见的观念带入学界乃至使之一度成为主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尤其是在龙勃罗梭在《犯罪人论》中提出天生犯罪人格理论后，“欧洲中心”的诳语甚至引导一些民族走向优生学，以纳粹屠杀犹太人为代表的罪恶大屠杀尤其令人发指。

在这种常规语境的背景下，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便具有了某种崭新的意义。诚然，书中环境决定论的观点算不上新鲜，但罕见的是，本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范围涉及到包括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流行病学等等在内的多种学科，因此，“人类种族起源”这个古老的问题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角度新颖的探讨。

本书中，作者通过分析地理环境的影响、粮食生产的出现与传播、农业发展与文明的联系，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是民族环境的差异引起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差异，这与民族自身在生物学特征上的差异并无干系。

相当有意思的是，戴蒙德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对于传播难易度的新考量：欧亚大陆的横向轴线要远大于非洲、美洲大陆，而后者的纵轴中线要远远大于前者。沿着横向轴线，纬度不变，地理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小；而沿着纵向轴线，纬度发生改变，地理环境变化也相对大一些——因此，文明更容易横向传播。

另外，在戴蒙德的理论体系中，定居农业的最大后果是社会的专业化乃至阶级的分化。至于原因，则是“剩余”——食物产品的剩余，使得供养不直接从事生产的阶层成为可能。可以这样理解，他所顺应的是马克思对于剥削的解释——生产力提高产生剩余，剩余又使得剥削成为可能。这种理论虽然在当今的学界中仍未成为定论，但也可看作一种足够使人信服的理论。在我看来，这种思路似乎类似于经济学当中的机会成本考虑。

回到一开始引用的那段论述，归根结底，这本书采用的还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视角。那些在物质、技术上占据优势的种族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进行扩张，而这种扩张一定是以劣势者的被剥削为代价的。这可以说是对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理论的一种新的回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指向自然条件下不同个体的竞争，而在实际上，对于发展程度不一致的人类族群来说，恰恰是自然条件的差异造成了这种选择。

当然，这种单一的、唯物的国家建立学说并不是完美无缺。例如，作者提到的占据自然环境优势的新月沃地，如今却成了终年经受战乱纷扰的地区。在类似的问题上，“自然决定论”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但也正是因为人类文明具有超越物质逻辑的可能，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够跳脱出“物质必然性”的桎梏。更何况，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学者让•博丹就曾在他的《论国家》中说：“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仔细一看，戴蒙德的理论也无非是在这种古老陈旧的论调中另辟蹊径。

至此，只有在综合多种实证研究、多个因素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最终搞清“国家、民族之起源”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不过毋庸置疑，站在唯物的高度，作者对于人类文明史的贡献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