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的：父母对待童年的我们，就像那散放的猪，散养的鸭，只要不冻着，不饿着，晚上收工回来看看还在圈里、舍里也就放心了。

我没有一丝抱怨父母的意念，那时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已经喘不过气来，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教我们。并且每家父母大都这样。

记得第一次出程家墩村子，是和一帮大小差不多的孩子去那个叫东埂大湾的那个地方，看露天的黑白电影《地道战》。也不知道放的电影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很好奇：一个像手电筒头子一样的东西，从里面射出的光映到一块白布上，就能看到人走路说话，打仗，还有山，有水，就像在身边一样，手枪一扳就能打死人，大刀一举就会有人跟在后面跑。

一场电影看要完了，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句“水是很宝贵的，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电影快结束时，那个戴着眼镜叫山木的日本鬼子举刀切腹自尽前哇哇的鬼叫，把孝姑都吓哭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都笑她，还有人学着鬼子的样子吓她，当然她再也不怕了。

从那以后一直盼着电影队再来，当然失望的时间是多数，玩着无聊便翻箱倒柜地找来薄板削成想象中大刀的样子，削得薄的一边便成刀刃，厚的一面成为刀背，刀把上系点红头绳，看起来有几分像，只是分量特别轻。厚点的木板削成枪就有点难了，尤其是扳机那个地方，画了几次也修了几次终于有点像样了，无意中削到一根钉子把家里的菜刀弄了一个口子，找来钉锤敲打敲打，刀口仍有一点卷刃。为此挨了父亲的一个暴栗子。父亲不是心疼菜刀，是怕我的手指被菜刀剁了。

东南靠大河边是生产队的豆腐店，我们每天都早早地提着水桶排队装接那压豆腐流出的黄水喂猪。家里如果来人了，花几分钱买盘豆腐脑回去做小葱拌豆腐，特好吃。西南方向有几间牛栏，几头牛在夜里反刍出气的声音总有点吓人，还有那难闻的骚臭味，没人愿意接近。

从两者中间弄巷走过便到稻场了。程墩队的稻场很大，也是我们玩的场所。晚上的稻场空荡荡的，只有那清亮亮的月光照着这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白天晒的棉花、玉米都收进队屋里了。看队屋的人还没来，孩子们倒来了不少，西边的草堆就成为我们的《上甘岭》了，先是有人带头爬上了草堆，人渐渐多的时候无意中便分成了两派，程家墩的人多势大，将高头墩的人爬上去一个推下去一个，下去的人再倔犟地往上爬......往复中便有了刺杀：一时间，稻草满天飞，刀枪声（从嘴发出来的），声声不绝。还有人学着电影里的腔调：稻草是很宝贵的，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就这样硬是把一个大草堆给弄掉了一半，幸亏看队屋的人来得及时，再玩下去，大人们辛苦几个工时码好的草堆会被我们拆光了。

断断续续的几年中我们看了不少露天电影，大都是战斗片---《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几十部，渐渐地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知道了新旧社会，分清了敌我。年龄大一点看电影就跑得远一点了。有次听说桐贵要放电影，我们几个人晚饭也没吃，跑去了，怎么也找不到放电影的地方，问人都说没听说有电影，还有人笑我们，电影是有的，片子还在枞阳没送到。垂头丧气地逛回来晚上八点多了，肚子饿的“咕咕”叫，有人提议去弄点吃的，几个人便跑到村西边的自留地里，天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地，一个人掰了一只大秋玉米棒子，找到烧火粪堆里去烧。吃完跑到北埂渠边，撩点水洗洗嘴巴，溜回家都九点多了。第二天放学回来听到母亲在门口高声骂人，才晓得昨晚是偷了自家的玉米。

为了改良土壤，队里都要烧火粪的，也是做为农家肥使用。烧过的火粪堆每天下午都要去将烧过的土和柴灰细细的掺和在一起越碎越好。我们有时候会从家里偷来花生，山芋之类的食物放在火粪里烧，那痕迹会两样的。过后便会听到男人粗鲁的骂声，但他骂他的没人会理他，因为每家的孩子都可能会这样，每家都有这样的孩子，况且也没人刻意去管教孩子，所以骂人的声音孤独且短暂，在秋风中显得苍白。这时有放牛的娃儿经过，会把手伸进嘴里打出好大好脆的口哨声惊飞沟边的野鸟。

那时放的都是黑白片，看彩色片是跑到老洲中学那里，看的是《洪湖赤卫队》。下红旗闸江堤的时候，我走在最后面，嘴里还哼着“洪湖水浪打浪”感觉脚下像踩了什么软软的东西，看到前面几个在追打最前面的才明白，走在最前面的先踩到牛粪了，他没说，后面的接二连三都踩过去了，惹得乡村小道上留下我们一串打闹声。

我们就在这散养似的生活中慢慢长大，从小学到初中，从电影到课本，学到了不少知识，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也使自己逐渐变得成熟。直到走进社会这部大电影里，尽管角色卑微，或者都没上镜头，但我们从不抱怨，我们仍旧热爱着自己的父母乡亲，仍旧牵挂着自己并不美丽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