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米兰·昆德拉是当今蜚声世界的法籍捷裔小说家，他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而且提出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小说理论。昆德拉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以诗人身份登上文坛的，他写过诗歌，创作过剧本，还发表过学术论文，但是这些曾经带给他许多荣誉的作品并不被他自己所认可。在不同的领域都发展过自己之后，昆德拉在30岁左右开始了小说创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好笑的爱》，自此，昆德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路。
几十年来，昆德拉一直新作不断，已先后发表了《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身份》以及《无知》等多部影响颇大的小说以及《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相遇》四部随笔集，这些作品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曾获得1973年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1987年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2007年捷克国家文学奖等。
01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的代表性小说，也是我们读者最为熟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昆德拉便融合了不同的文体在其中，还加入了关于音乐的部分。文中的托马斯、特丽莎等主人公在文中仿佛一个个音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乐章。人物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就在其中得以体现。
米兰·昆德拉在这个现代版的“伊甸园”神话故事里，时而刻画人物，叙述情节，时而发表自己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见解和议论，将自己也带入故事中。他的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方法，以独特的故事和时间维度，灵活变换的人称指代，为小说中的人物置换着时空。
轻重是从存在哲学上探讨人生意义及生命真谛，灵肉是从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上讨论性与爱情。同时，轻／重、灵／肉，是两组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词汇；而媚俗则是从自由意志与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来说的。这三条线索贯穿在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和弗兰茨这四个主要人物的爱情（情爱）故事之中。
02
小说主要写了四个人，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弗兰茨，中心人物是托马斯。托马斯就是一个想要把重变成轻的人，要逃离责任和道义，逃离灵魂与情感。
托马斯离婚，就是出于对“重”的逃避。离婚后他开始还想去看孩子，留下父亲的责任，但后来要给前妻行贿才能见到孩子，他把这个最后的责任也放弃了。他变得“轻”了。但这给他留下了唯一的东西：对女人的恐惧。他渴望女人，又惧怕她们。托马斯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了平衡方式：性友谊。于是他收获了许多情人，他对情人们说：没有感情投入，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才能欢乐。
他还制定的三原则：短期内只约会一个女人，一次交往绝不超过三次，时间可以保持长点，但幽会的周期至少要大于三周。
现在托马斯应该是很轻的，但他遇到了特蕾莎。托马斯特别渲染了这次偶遇。这颇类似中国人讲的“缘分”，亦如张爱玲所说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托马斯与特蕾莎的萍水相逢却让他无法轻松了。正如刘小枫谈论特蕾莎时的论述：“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性、自由、欢乐是轻的，爱情、责任和忠诚是重的，特蕾莎想要重的，托马斯想要轻的。由于透过身体导向了灵魂，托马斯的肉身快乐也变得沉重。
托马斯只想和人做爱，决不愿意过夜，他认为睡觉和做爱是两回事。性可以和无数的人进行，而睡觉只能和相爱的人一起。而托马斯竟然在特蕾莎旁边睡着了：“早上醒来，他发现特蕾莎还睡着，攥着他的手。他们是不是整夜都这么牵手？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他总对自己说，特蕾莎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并放到他的床边。他想强调一种偶然性，可是与特蕾莎的身体欢愉“让托马斯领会到自己身体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托马斯竟然爱上了特蕾莎，由于同情心，他们结婚了。可他仍然保持与许多女人的“性友谊”———他不想承担爱情之重。
当特蕾莎偷看了托马斯给其他女人写的信之后，她很伤心，用针扎自己的指甲。而托马斯本来可以轻松地编个谎话解决，因为她越过了“性友谊”的预定线。但是，同情心占有了托马斯，他不但没有责怪她偷看信件，而且紧紧地拉着她的手，他比以前更喜欢她了。
小说中明确写到托马斯有两次感受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两次都变成了重。一次是特蕾莎看了他给其他女人的信，只身回到了布拉格。托马斯终于摆脱了她，周六的夜晚开始了，他第一次独自在苏黎世漫步，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的芬芳。他和特蕾莎生活了七年，每走一步她都盯着，现在终于解脱了。他轻盈地几乎要飞起来，他置身于巴门尼德的神奇空间，他品尝到了温馨的生命之轻。但是到了星期一，同情心又使他变得沉重，他回到布拉格，回到特蕾莎身边，再次走向了灵与重。
03
第二次是当托马斯一篇文章被内务部调查，说他诬蔑共产主义，他放弃医生工作以示抗议，他也由此走向“轻”：恢复了和女人们的性关系，重回身体本身。如同给自己放了假，虽然这带来的是身体疲惫和精神空虚。可当他发现这也给特蕾莎带去痛苦时，他回到了她身边，重视特蕾莎的感受，再次走向了重。
两次托马斯感知到他所向往的生命之轻，但两次“不能承受之轻”都把他推向更沉重的“重”，每一次他只能更加向特蕾莎靠近。这就是小说开头提出的哲学问题：轻为正，重为负，正负之间互相转换。正如有论者指出：“轻与重和灵与肉一样，作为正负二元相互对立，又趋向于和解，对每一端的极端追求都会引起二者力量强弱的转换与倒置，实现正负位置的转化。”
可而又一对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就是：萨比娜与弗兰茨。
萨比娜是一个向往“轻”的，只重视肉的人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用来描述萨比娜最为贴切。她在刻板的父亲管教下，像笼子里渴望自由的小鸟，中学毕业去布拉格求学，完成了第一次背叛———背叛家庭。政治的强权如同童年时家庭给她的感受，一旦有机会，萨比娜就背弃了祖国来到了弗兰茨的日内瓦，这是第二次背叛———政治的背叛。
弗兰茨是一个大学教师，他遇到萨比娜时一下子被她征服了，喜欢她身上的叛逆、自由精神，流浪的精神气质。但是，这种喜欢和崇拜本身是重的，萨比娜很不喜欢。也就是说，弗兰茨和萨比娜之间的轻与重，和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的轻与重是相反的。
小说中有个场景很有说服力。有一次他们赤裸着躺在那里，萨比娜抚摸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真难以置信，你的肌肉多发达。弗兰茨听了心花怒放，抓起一把沉甸甸的椅子举起来，得意地说：你什么都不用怕，我能保护你，我以前是柔道冠军呢。然后他一直这样举着椅子赤裸着身体在房间走来走去。然而，萨比娜内心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忧伤，觉得滑稽可笑。她认为他的强壮是对外的，而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他是软弱的，是善良的。而这种善良正是一种对爱情的依恋和宽容。萨比娜不喜欢，准确说是有意地在抑制。但她回头一想，如果是一个强势的可以对她发号令的男人会怎样，她可能也只能忍受五分钟。所以，她得出结论：没有一个男人适合她。她是永远的独身主义者———永远是“轻”的人。
换一个角度看，特雷莎与萨比娜事实上代表了托马斯生活的两极，是托马斯分裂出来的两个幻象，相隔遥远，不可调和，但同样美妙。
但人生中很难协调轻与重，灵与肉，人们大多数都是很尴尬地存在着，以一种特别别扭的方式生活着。小说中有一个颇具象征性的细节，托马斯与萨比娜做爱，托马斯偷偷地看了下表，这是让女性难以忍受的事情。为了处罚他，她藏了托马斯一只祙子，让他找不到，萨比娜给了托马斯一只女式的白色长筒网祙，托马斯就这样穿着一短一长的祙子回家了。
04
这是一个极精妙的隐喻。人类就是这样奇怪的、尴尬的存在着。一短一长的两条腿，就是一轻一重，灵肉分离地生活着。延伸开来，家国与个人，爱情与性、忠诚与背叛，流浪与归宿，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都是一长一短，无法协调，而又相互依存，而这些正是昆德拉在小说中大量讨论的议题，使叙述蒙上浓郁的哲学思辨色彩。
昆德拉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陷阱，我们被关在一个自己不能选择的身体里面，慢慢地甚或突然就死去，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亡，我们可悲地发现我们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把握。换言之，我们的“存在即虚构”。
在书中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中，托马斯放弃了体面的工作和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远离了和情人们不负责任的人生游戏，远离秘密警察的骚扰，以及那些埋葬乌鸦的孩子的冷漠残酷，来到了被现代化“媚俗”大潮遗忘的一个小村庄，同让他永远牵挂和想要保护的特蕾莎一道,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在这里，托马斯克服了人性的阴暗和瑕疵，抛弃了该抛弃的，得到了该得到的，升华了和特蕾莎之间的爱，最终还修复了他和儿子的关系。当特蕾莎愧疚地说起是自己拖累了托马斯，让他为了自己放弃充满使命的事业，放弃过体面生活的机会时，托马斯亳不犹豫地回答了特蕾莎，自己已拥有了生活的全部幸福，这样和她生活在一起，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米兰昆德拉最后对情节的安排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乐观主义者，就如同罗曼罗兰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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