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明举起手示意想发言，他站起来冲大家憨厚地笑了笑：
既然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公司借钱给农户添置生产设备，咱知道这是为咱好，咱也打心眼里感激。
可农村是啥条件，城市是啥条件？咱哪能跟城里人比，要是将来产品卖不出去，农户借的钱可咋还呀？这不是越扶越贫了？就算赖账，公司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呀。
丁元英：
只要农户挣不到钱，就没有能力还钱，这是硬道理。
公司既然选择借钱给农户，当然也就选择承担这种风险。
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股东，现在还有机会退出。
叶晓明站起来问道：丁哥，我冒昧地问一句，那股东的前途在哪儿呢？
丁元英：仅就这个公司而言，你们的前途就在这，就在王庙村。
周国正的媳妇在一边捂着嘴笑起来，立刻招来了众人们的目光。
周国正狠狠地瞪了媳妇一眼，低声训斥：这是开会，你干啥呢。
周国正媳妇索性也不捂嘴了，笑着说：我知道这是开会，可就是憋不住想笑，你说，咱这穷村，自己还不知道前途在哪呢，咋还叫城里人来这里找前途？
一直没吭声的李铁军也开口了：就是，咱王庙村有啥呀？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了丁元英的身上，汇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人们的心理已经不在局限于寻找答案，更是在寻找信心和希望。
周国正媳妇：你说咱这穷村，自己还不知道前途在哪呢，咋还叫人家城里人来咱这找前途？
李铁军：就是，咱王庙村有啥呀？
丁元英：王庙村家家有房子，有院子，有剩余劳动力。咱们把转变观念这些不容易摸到的词都放到一边，一竿子到底。
就差一样东西了，而公司之所以敢下决心，也是因为相信王庙村有这样东西。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啥东西？
丁元英：不怕吃苦受累。
吴志明不以为然地说：这叫啥？咱庄稼人要是怕吃苦受累，不早就饿死了？城里那些脏活累活，哪一样不是咱农村人干的？
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
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人比乡下人知识高、享受好，就算是城里狗，也要比乡下狗知识高、享受好。
所以造成以上差异，当然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有钱。
但城里人比乡下人多出来的钱，又是从哪来的？
我们可以说，是从乡下人的身上盘剥而来。
旧日所说“盘剥”，即今日所说“剥削”。名词稍有不同，但其中的“剥”字，含义是同一的。
广西人有使用鱼鹰捕鱼的，他们用一铁环，套在鱼鹰的脖子上。
鱼鹰每次入水，都能吞入很多鱼，但为环所限，鱼进不到肚子，而是卡在脖子处。
鱼鹰出水时，渔民用手将鱼从脖子挤出，再用其中少量的鱼喂给鱼鹰。
比如得鱼十两，拿二两喂鱼，
剩余的八两，对渔民来说便是利润，对鱼鹰来说则是盘剥。
而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盘剥，与此类似，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比如放贷收息、放地收租，等等。
这些利息、地租，就像渔民从鱼鹰脖子里挤出来的那八两鱼，
有了这些利润，城里人自然可以吃好、穿好，接受好的教育，然后再对乡下人说：从人种学上来讲，我们本来就是高你们一等的人。
乡下人也因为自己事实上身体的矮小瘦弱、知识的孤陋寡闻，而自惭形愧，感慨自己命不好。
乡下可以说是城里的殖民地。
例如，有一大地主住在城里，他在乡下有很多庄子，每个庄子都任命一个管事的，以管理乡下的佃户，并定期收租。
就像印度曾经是英国的庄子，驻印总督便是庄子里的管事的，并定期向印度人征收上文所说的那“八两鱼”。
中国自周秦以来，对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以前称之为夷狄），向来是处于城里人地位的。
但到了清末，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的大变局，
本来是城里人的中国人，突然变成了乡下人了。
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空前的挫折，甚至耻辱。
有很多人去逛纽约、伦敦、巴黎，好像刘姥姥逛大观园，返回祖国故里之后，只看到了“愚”、“贫”、“弱”几个大字。
从事实上讲，这当然是对的。
可如果真以为
美、英、法国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人家命好，出生便是是美、英、法国人，
中国人之所以没钱，是因为自己命不好，
那便与刘姥姥无异了。
因为照刘姥姥的看法，
贾母凤姐，生来便是聪明能干的，人家天生就应该享福，
自己和板儿，重来便愚钝拙笨，天生就应该受罪，
甚至于，贾府的鸡下的蛋，都比自家鸡下的蛋要精致小巧。
但刘姥姥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为何完全错误？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