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网上有一句用于嘲讽资本家嘴脸的名言：“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最近由于人物热点，在网上又被拿出来反复鞭尸。
毋庸讳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进行工业化改造的早期阶段，匹配区域特色的市场规则尚不明确时），资本制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无疑是被历史验证的、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促成产业协作的方法。
推动具备经济潜力的基础建设，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分工协作的大框架下，成为了让多数人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而服务产业参与者，保证用工安全稳定的社会福利建设，也确实普遍提高了人民的基本权益。
在国家、产业发展的特定时间里，有序的“商业”确实可以说是“最大的慈善”。
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承认商业力量做大了整体协作蛋糕的同时，与“协作机制”焦不离孟的“分配机制”往往容易受到资本的影响，变的极尽剥削之能是、与慈善毫不相干。
“协作机制”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发挥集体效能，使参与到协作框架里所有个人的福祉获得提升；群众基数越大，参与门槛越低，集体效能就越强，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不外乎是；
而“分配机制”则通过差异化策略满足集体内多元化诉求，决定集体对协作框架的选择和稳定性；满意人群力量越强，选择机会越少，集体就越稳定，换工作就是典型场景。
“协作机制”与“分配机制”共同构成了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愿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表现了逻辑的原则和导向。
中国的电商产业在其发展早期，就是大大降低了社会参与进行物品买卖的门槛，结合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让社会整体需求匹配的效率和成本更优，“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确实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然而随着电商成为主流，互联网平台逐渐变成了市场垄断的有效工具。早期通过免费甚至补贴快速抢占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后就开始用“大数据杀熟”、“二选一垄断条款”等手段实施剥削；商家在购买流量、店铺运营上支出的成本占比越来越高，消费者也纷纷抱怨外卖、打车越来越贵。
数字能力的规模化优势降低了参与协作的门槛，让更多人参与到社会的分工协作里，做大了集体的蛋糕；这时，协作机制变革带来的增长红利，让大家可以忍受分配上的不合理，因为整体上参与者们都是普遍获利、且持续向好的。
然而增长必然有着极限，红利终会结束。这时多维度的数据处理、分析、运营能力，可以辅助集体管理、运营，并利用数字化能力保证策略、规则的落地和执行。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管理集体的驱动力就不能再以“商业”为主，而是以社会民生福利为主动力，或者说，人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