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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决策系统中，皇帝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顶端和总枢纽。那么，明代皇帝的权威又是如何表现的，又经历了什么变化？在第六章中，作者就此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礼是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的基本手段，是建立国家制度、设计权力结构的基本原则；而“官修经史”则与之相辅相成，是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认定，并寻求理论依据和历史参照的过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太祖为什么如此重视制礼作乐，从吴元年到洪武四年，完成了《大明集礼》和《宴享九奏乐》，“御制”和“敕纂”的著作近六十种，甚至亲自为《尚书》《道德经》作注或集注。
明成祖则通过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编纂《永乐大典》以及三修太祖实录等活动，作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大制作。方先生指出，由明太祖时的制礼作乐，到明成祖时的编修经史，前者奠定建国的规模，后者制定立国的思想，构成了明帝国的基本统治原则和权力结构的依据。
因此，皇位的每一次非正常交替，就有一次重要的“制礼作乐”，也即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表现。嘉靖帝时的“大礼议”，以及编定和颁布《明伦大典》，就是典型的例证。对此，方先生对这些因皇位非正常交替，内心不够强大自信，因而以“制礼作乐”的名义，行建构威权的“折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如果说皇帝的权威在制礼中得到强化，那么，祭祀的作用则在皇权的强化过程中重新得到体现。于是，方先生又将研究的目光转向明朝皇帝的“祀天”。明太祖在《大明集礼》开篇就说：“天子之礼，莫大于祀天”。皇帝亲自“祀天”，既表明“天子”的合法身份，也向臣民展示“亲政”“勤政”的态度。
即便懒惰之宪宗、弱智之孝宗，也无不坚持祀天之礼。在祀天问题上不守规矩，是武宗皇帝开始的。正德十年，大祀结束后，武宗至“漏下二鼓”才回宫，庆成礼无法完成。此后，武宗一路任性，最终发展成为明朝第一位缺席大祀的皇帝，国家大祀已被视作儿戏。
此后的嘉靖皇帝，一开始很重视大祀，每年亲祀，也是其勤政的表现。自嘉靖十九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去世，共三十六个“冬至”日，世宗再也没有出席过与上天进行对话的“效祀”。这也是世宗由“勤政”转向“疏懒”，由热衷朝政转向热衷斋醮的分界线。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仅亲祀两次。神宗的不祀天，以及此后的我行我素，很大程度上是张居正、冯保等辅臣的纵容造成的。或许以张居正为首的辅臣和许多务实的政治家一样，已将祀天视为“虚文”，视其可有可无的累赘，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仪式其实是规矩，是规范人们行为和心理的底线。于是，方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就神宗不亲行祀天而言，也是亡国之君的征兆。
从“祀天”，可以看出明代皇帝由“勤政”到“疏懒”、由“事必躬亲”到“垂拱而治”的转变。那么，在视朝上，可以看出同样的转变。洪武、天顺间“视朝”与“面议”的“事必躬亲”，到成化以后“视朝”成为虚文的“君门万里”，再到世宗“乾纲独断”与神宗“玩世不恭”的“垂拱而治”。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明太祖建立的各部门相互颉颃，事皆皇帝主之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在中央决策系统中已演变成为皇帝“垂拱而治”，司礼监代表“朝廷”并与内阁“对柄机要”的“以内制外”的运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