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转眼间，６０年过去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２０世纪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

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哪一段历史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遭受的灾难和压迫更为深重、更为屈辱。

由于这场战争，中国仅伤亡人数就达到了３５００万，人民流离失所、财产丧失殆尽的更不在少数。

然而，不能不看到，在战争过去６０年后，有人在有意识地淡忘这段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今后一切积极向前看”，是这种论调的代表性观点。

更有人在歪曲历史。

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推出的《新历史教科书》，对早有公论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只略举几例：甲午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活跃”；卢沟桥事变，是因为“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世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该书描述为“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而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书中只是轻描淡写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这难道是我们的宽容和谅解所应得到的回应吗？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明史知耻、明史知理、明史知责。当这场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有理由追问：我们对这场战争，到底还了解多少，记忆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翻开这套书，我们可以看到侵略战争的残酷，抗战的伟大壮烈。了解这些以后，可以说，我们没有理由忘掉这场战争，没有理由忘掉侵略者那种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那种灭绝人性、泯灭良知的蹂躏；我们更没有理由忘掉那些为了民族的独立而舍命把自己的血肉化作一尘土的抗日先烈们。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伟力。在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是因为我们深信：历史只有不断地被记起，才能对得起无数丧身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同胞，才能对得起无数为民族独立牺牲的先烈，才可能将我们曾经经历的灾难与抗争融入民族的记忆中，并使其不断强化着我们的忧患意识，也不断强化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巨大动力

第一部分 东北血泪：抚顺平顶山惨案 第1节 预谋屠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为了反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东北各地人民纷纷组成抗日自卫军，与日伪军在白山黑水间周旋作战，给日军造成很大威胁。对于抗日自卫军的袭击，日军防不胜防。在无力对付抗日自卫军时，他们便对老百姓下毒手，屠杀大批无辜平民，制造了累累惨案，其中“平顶山惨案”屠杀平民３０００余人，是日军在东北地区制造的最大的惨案之一。

预谋屠杀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西露天煤矿东部。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小土山，由于西露天煤矿向东延伸开拓，矿工在这里搭盖简易房屋居住，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由于这里是由小土山逐渐挖平而成，大家就把这个村子叫平顶山。这里住有４００多户人家，３５００多人，大多数是矿工，还有少量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即旧历中秋节，一路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大刀队，在攻打抚顺时，烧了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打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并烧了那里的六仓库、工场、选炭所、变电所等，给了日本殖民者沉重的打击。抗日自卫军夜袭抚顺时，日军守备队长川上正在沈阳，当得知消息之后，他恼羞成怒，便于第二天早上赶回抚顺，开会筹划对平顶山人民进行报复。会议在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办公室召开。会上，小川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在谈到如何处理平顶山的老百姓时，川上丧心病狂，竟叫嚣着要把那里的所有居民烧光、杀光，并对屠杀进行了具体部署，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１６日，１９０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宪兵队和守备队，乘着汽车气势汹汹地向平顶山村开进，准备对这里的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为了将村里老百姓集中起来，他们软硬兼施，哄骗并威逼人们出来照相，说：“去照相，照相没有关系，不照相就是通匪。”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善良的村民向村南面的一块草地集中，有一个６０多岁的老太太，因手脚不灵，不能走动，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扎死。

人群集中到草地以后，才发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已经站满了许多端着刺刀的日军，还摆着一个蒙着黑布带着三脚架的东西。正当人们心存疑虑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心如刀割。

这时，三脚架上的黑布揭开了，人们惊恐地发现蒙在黑布下面的并不是照相机，而是６挺冰冷的机枪。 )

霎时间，人群更加慌乱，醒悟过来的人们纷纷向四周冲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机枪咆哮着向人群射击，伴随着密集的枪声，人群纷纷倒下，殷红的鲜血洒满了地面。躺在血泊中的有青年人，有未满周岁的婴儿，也有７０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妇女。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日军准备走时，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看见有的婴儿还含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狠毒的鬼子就把他们一一扎死；有的日本兵还用刺刀扎着婴儿举起一丈多高再摔在地上；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抓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

第2节 血泪控诉;

杨占有家原有２４人，惨案中有１８位亲人被日军杀害。回忆屠杀经过，他悲痛欲绝，说：“人们被赶到山上后，鬼子说：‘你们站好，给你们照相。’接着就开枪了。这时我抱着四岁的小女杨玉英，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的身上。我就假装死了。屠杀继续进行约有一个多小时，鬼子要走了，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刺刀从我的腰边扎过，幸好没有扎中要害。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只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胎儿及大肠流在地上。我背上四岁的小女玉英，手里领着七岁的姑娘玉风，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流下来。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

方树（素）荣家有８口人，惨案中有７位亲人被杀，只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第二天（９月１６日），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见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抢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抢，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相。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爬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亮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这时我才回家，看房子已被烧了，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八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

洪振儒家有５人，惨案中他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姑娘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他因为全身沾满了鲜血，被日本兵误认为死了，才捡了一条命。 :

据统计，在抚顺平顶山，共有３０００多名无辜平民被日军枪杀，４００多户人家几乎绝户，８００多间民房被烧毁。除此之外，日军当天还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东西千金堡屠杀了１８０余名百姓。为了毁灭证据，掩盖罪行，第二天，日军又让人把遇难者的尸体集中到一起，浇上汽油烧掉，并用山炮轰下了半壁山崖掩盖未烧尽的尸骨。

平顶山惨案是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罕见惨案之一。随着惨案细节的暴露，惨案的真相也逐渐大白于天下，上海《新闻报》等一些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闻知此事，举国愤慨，纷纷要求政府出面交涉。迫于舆论压力，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平顶山惨案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指出：

“日本军队既强占中国领土，其残暴嗜杀又若是之甚，实属近代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之事。不独中国人民愤怒已极，举世人士亦莫不为之震骇。”

同时，要求日本政府严肃军纪，“迅将非法占据东三省之日军全部撤退，并将占据各地交还中国政府”。尽管事实确凿，抗议言词激烈，但是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并不以为然，而是继续屠杀中国无辜百姓，制造了无数惨案。为了纪念平顶山惨案中遇难的同胞，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先后建立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和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第二部分 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 第3节 细菌战部队

侵华日军在屠杀中国人的方式上几乎是尽其所能，不仅使用了各种常规武器，而且还公然违背国际法使用了秘密杀人武器——细菌武器。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

为了弥补资源不足局限，尽快征服中国，日军先后在我国东北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并在我国６３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分部和工厂。

他们无视生命，违背人性，无论是在两军对垒和交战期间，还是在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过程中，都肆无忌惮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使我国很多地方疫病大面积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悲惨凄凉景象，无以复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１４个省（市）７７个县（区），使用毒气２０９１次，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４２３次，造成３３０００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１６６８次，使中国官兵死亡６０００余人，受伤４１０００余人，同时，至少有２７万无辜平民因细菌战而死亡，仅敌后根据地就有１２００万人因细菌战而患传染病。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惨绝人寰，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无穷的祸害，时至今日，遗留在华的２００多万枚的毒气弹仍然时不时的挥发伤人，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细菌战部队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研究最初在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进行。负责人是在京都卫戍医院任职的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十分热衷于细菌战，曾多次献计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指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并解释说：

“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染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广，而且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的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合适。”

石井四郎的建议被日本政府采纳，细菌战由此成为侵华日军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东三省，从此日军开始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和生化武器的生产。

日军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机构和人数是极其庞大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和长春满洲第１００部队。

７３１部队又称作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在哈尔滨东南郊平房镇。内设８个部、４个支队、１个所，拥有３０００多名日本医学博士、教授、专家和技术人员，有据可考的博士、教授１５名，将校军官５０名，尉级军官６００名。

７３１部队内部的各个部门的分工十分明确。８个部的职责分别是：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菊地少将任部长。该部下设从事鼠疫苗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传播媒介物——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四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的“川上班”（仅存在４个月，因川上技师病死而停止）。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除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外，还通过“八木泽班”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设置了“石井”动物饲养班繁殖细菌传播媒介物的分部；在正黄旗三屯西南城子沟设立了临时实验场，在安达镇东３５华里的鞠家窑附近设置了特别实验靶场，还有为细菌实验服务的“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滨市内宣化班，是在原“加茂部队”旧址上重新组建的。它辖有滤水品制造厂和在杨马架子建立的细菌瓷弹壳制造厂。它在制造滤水器的掩护下，秘密生产土陶制成的“石井式”细菌弹壳。同时，它还在７３Ｉ部队本部所在地平房设置了各类小型细菌武器的研制、生产场所。此外，为整个７３１部队服务的“运输班”归该部领导。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该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个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进行各类细菌的制造，由柄泽班、有田班、胡北奈班、山谷班和山口班完成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第五部是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兼任。该部是７３１部队的中枢部门，下设调查课，包括秋贞班、调查班、庶务班、兵要地志班、照相班、印刷班、电报室、图书室、邮政所；管理课，包括劳务班、工务班、建设班、庶务课，包括动力班、酒保、食堂、宿舍等，还有人事课、会计课、企画课、标本陈列室。它的权力很大，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文秘、人事、财务、计划、后勤和劳工管理等工作，还负责与宪兵队联系和接收供做细菌试验用的受试者。第六部是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下设卫生兵教育队、特种人员训练队、少年队等。这个部专门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细菌生产、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员。第七部是器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下设第一仓库、第二仓库、兵器库、菌苗血清库等。它除了负责器材设备的贮存与供应外，还担负实验用的动物的运输和各类菌苗、疫苗的贮存任务。第八部是诊疗部，永山大佐任部长。设诊疗部、日本军人家属医院，负责对日本人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它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４个支队的职责分别是：林口支队，又称１６２支队，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２６名，神原秀夫少佐任支队长。孙吴支队，又称６７３支队，设在孙吴镇的西山，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１３６名，西俊英中佐兼任支队长。海拉尔支队，又称５４３支队，设在海拉尔市西南１．５公里处，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２６名，加藤恒则少佐任支队长。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６４３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６公里处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００名，尾上正男少佐任支队长。

设在大连市内的“满铁卫生研究所”，拥有日本研究、工作人员９２名，由安东洪次少将任所长。该所过去属于伪满铁道株式会社，由于石井四郎的要求，编入了第７３１部队。其任务是除制造各种传染病的预防疫苗外，还为细菌战养殖大量的小白鼠。

而长春的第１００部队又称做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有６００～８００人，总部设在长春南郊孟家屯。名义上进行兽疫预防和农作物病菌研究，其实主要研制专门杀伤牲畜、植物的细菌武器。它是一个用许多细菌学工作人员、化学家、兽医和农艺家配备起来的一个实验工作队。这支秘密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为准备反苏的破坏性的细菌战。其工作人员曾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来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杀死人和牲畜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支部队内专门养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一些活人，专门作为实验之用。

７３１部队和第１００部队这两支特殊部队惨无人道地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战实验，制造了大量细菌战用剂，使细菌武器成为关东军异常厉害的武器。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由于战线不断拉长，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也随之大规模扩充。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了１８个师团属防疫给水部队（即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各个师团中进行活动。为了对付各地的抗日斗争，１９３９年起侵华日军又先后在华北的北平建立了北支甲第１８５５部队，在华中的南京建立了荣字第１６４４部队，在华南的广州建立了波字第８６０４部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建立了冈字第９４２０部队，并在华北、华中、华南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来从事细菌战活动。整个中华大地基本上都笼罩在日军的细菌战网络中

第4节 种类繁多的细菌武器-

日军细菌战部队携带的培养物多得惊人，仅南京细菌工厂一处的培养用物就能装满１０节火车车厢，林口支部的培养用物可装６０辆卡车，其他部队也是同样的装备标准。细菌战是日军战场上的杀手锏。日军战败前，还准备释放大量各种烈性致病菌以及３００万只带鼠疫菌的老鼠，用心极其险恶。幸亏我军和盟军及时反攻，才制止了这场灾难。

侵华日军研究出的细菌武器种类之多，也骇人听闻。

这些能够在细菌战中运用的武器包括肠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等病源菌，以及过滤性病毒、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等病原体）。

根据７３１队员揭发，石井中将把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看作是进行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武器”，不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而且进行了大量生产。为此，７３１部队建立了鼠疫、霍乱“两大武器”的特别研制基地，并负责对老鼠和跳蚤的饲养。有一个田中班，拥有４５００个鼠疫跳蚤饲养器，几天时间，就可繁殖一亿只跳蚤，两个月可以制造几十公斤鼠疫跳蚤。在海拉尔的第５４３支队内，通常养育着１．６万只老鼠。在一个生产周期里，这个部队即能生产不下３万万亿的微生物，培养出３００公斤鼠疫细菌及用做细菌武器的跳蚤。１９４５年，为挽救日军败局，石井下达了“增产３００万只老鼠的命令，鼠疫跳蚤增产目标定为３００公斤，约１０亿只。这支部队全力以赴突击生产细菌武器，光鼠疫菌就增产了大约２０公斤，加上原来贮藏的干燥鼠疫菌（速溶鼠疫苗），已达到１００公斤。这种干燥鼠疫茵比普通鼠疫苗毒性大６０倍。这个部队还生产了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脾脱疽等各种细菌。

据日本作家森村估计，“７３１”的细菌储备量，在科学上讲灭绝全人类也是绰绰有余的。

为了更多更快的杀人，侵华日军还研究了散布细菌的手段，即用飞机、炮弹和人工散布三种方法。首先他们研制了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炮弹和飞机喷雾器。据石井供认，他们 )

“已经发明和实验了９种用于飞机投掷的炸弹，其中包括为污染地面和产生传染云而设计的炸弹，还有破坏人的皮肤，利用伤口进行感染的炸弹。”

日军细菌部队广泛使用的炸弹，即所谓“石井式黏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点是既不会损伤细菌，也不会留下罪行物证。石井曾向盟军司令部供认：７３１制造的细菌炸弹总数，６年共有２４７０枚各种型号的炸弹。有一种“５０型宇治式”炸弹总重量约２５公斤，容量为１０公升。而“１００型宇治式”炸弹则更大，装载容量约２５公升。日军实施细菌战，也必然会染及其自身的兵员。为了自身的安全，７３１部队还研制出疫苗血清和多种药品，以达到预防和诊断治疗的目的。这些药品和医术被当时日本医学界称为“精华”，被日军赞为“天才”的发现。他们成功研制出伤寒、霍乱、破伤风、鼠疫等类血清，特别是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据冈村宁茨战后回忆录中说：“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２００种之多。”

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千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日本战败投降，为销毁他们细菌战的罪证，全部摧毁了他们在各地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杀死了全部剩下用作活体试验的战俘，销毁了他们研制的细菌武器，万余参与细菌战人员、部分设备、全部资料偷运回国。冈村宁茨说，石井“在苏军迫近哈尔滨以前，他就把研究资料的精髓部分装在三个皮箱里边，坐飞机带回东京”。当东京美军总部发现日本据有细菌战试验的资料时，细菌战犯石井等人与美军就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等人表示，如果美国当局能出面保证他本人、他的上级和下级不致作为战犯受审，他可以详细介绍细菌战试验的情况。

美国当局不仅获得了有关用活人和动物解剖所得到的几千张幻灯片，而且获得了有关研究成果、细菌武器等大量报告。

这些报告书至今仍藏在美国。冈村宁茨还说：“后来经过多次洽商，其间并有赠送给石井黄金的事，结果前面谈到的那三个宝贵的皮箱，和里面装的资料一起，全部被拿到美国去了。

一位接收细菌战资料的美国医务人员说，这些资料主要是活人而并非仅仅用动物做试验，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