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们呼伦贝尔市人社局救助困难学生活动小组的同志，来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村书记向老奶奶热情的介绍道。
这是我们此次走访的第三户人家——困难学生林怡。
“两个孩子的妈妈跟别人跑了，我儿子在外地几年不回来也联系不上了。”老人平静的边说边把我们往屋子里引。屋里有一个火炕，上面摆满了玉米，旁边不合时宜的放了一台满是灰尘的电视机。“孩子上学是我拖别人借的高利贷，一份五的利息，我一个老太太他们都怕我哪天死了，没人敢借给我。我跟他们保证我会还的，没人信。”
“这些钱怎么还呢？”一个同事关切的问道。
“把这些玉米卖了”，这个身材矮小的老奶奶充满信心又忧心忡忡的指着那些玉米说。
“学校在新盖教学楼，现在条件有些艰苦”校长热情又略带窘迫的把我们带进办公室，这是我们来的第一所学校——成吉思汗镇红旗小学。
“我们想见一下这几个孩子”，负责的同志把一张表格递了上去。“我们去了他们家里，刚从这个孩子的奶奶那里过来”。我们指了指表格中的一个名字“林怡，备注：父母出走，跟弟弟一起靠奶奶抚养，成绩优异。”
不一会进来几个孩子，都不约而同地瞪着怯生生的眼睛，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这个虽然简陋却挂着“校长室”牌子的房间，在孩子的眼里还是一番肃穆和威严。我一眼认出了林怡，是因为我看到了躲在她身后紧紧握着她的手不放却也一步不敢往前的小男孩。弟弟的眼睛大大的很机灵，就在他俩局促的并排坐下的一瞬间我却不知哪里来的一腔情感突然涌上来让我措手不及，尽量让自己不去想刚刚奶奶说的话。“两个孩子的营养不好，我因为气管不好喘不上气，自己就只能偷偷买几个苹果吃能舒服一点。藏在床底下孩子们一进来闻到味道就满屋子的翻。我就想着每周给他们三块钱，他们看见别的小朋友吃什么自己也能买点。”说完这些话这个坚强的老奶奶突然哭起来，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说：“坚强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挺过去就会好的。”其实这句话很不负责任也很敷衍，我都不知道她怎样才能挺过去。她却拼命边点头边擦眼泪，委屈的像个小女孩。
“林怡很懂事，照顾她弟弟就像一个妈妈，而且她作文写的非常好，经常把我们感动。”说着老师递给我一篇林怡的作文，题目是“给妈妈的一封信”。我急忙掏出手机把作文拍了下来，因为我实在不敢去看它的内容。“我经常告诉这些孩子。知识能改变命运，只要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就能改变现在的处境，像林怡这样的孩子，以后肯定错不了。”老师有点激动的说。
老师的话我想起了我小学时的一个伙伴。
长相标准，歌唱的好。在我们二年级的时候她的爸爸意外身亡妈妈改嫁，剩下她和弟弟跟奶奶生活，情况跟现在的林怡如出一辙。在我们 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却误入歧途，跟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社会青年草草结婚生子，当时只有十六岁。大学假期回家，意外的看到她抱着孩子在我们当年的小学门口卖烤红薯。
生活有时候真的像拙劣的电视剧，剧情这样戏剧又真实的存在。我不知道老师此时口中的这孩子肯定错不了，又是有多少的主动权能掌握在这个孩子的手里，又有多少现实和窘迫埋伏在这些生活的暗涌里，稍不留神就会被命运吞没。
走出校长室我们看到外面的走廊里林怡牵着自己的弟弟在看一幅画。“姐姐这是什么意思？”
小姑娘煞有介事的讲了起来。
我也有一个弟弟，我知道作为姐姐有一种怎样的天生的使命感。姐姐这个称谓的伟大之处在于你五十岁的时候是姐姐，而你十岁的时候也已然是姐姐，这个称呼让一个孩子跨越了年龄，尽量让自己显得有能力去爱和关怀。
我无法想象姐弟俩是怎样在各式各样的零食和玩具中小心翼翼地规划自己的三元钱，也不想知道姐姐是如何把自己最爱吃的零食让给弟弟自己在一旁傻笑，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奶奶泪流满面的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好孩子，特别懂事，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他们送到孤儿院。
生活的变故将这个老人的暮年和两个孩子的童年紧紧的捆在一起，都承受了太多与他们年纪不相称的压力和绝望。
在向下一个目的地出发的路上我们没人说话，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思绪。
我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奶奶双手紧紧捏着我们几个人塞给她的几百元钱紧张的端在胸前与我们合影，满是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林怡的作文，给妈妈的一封信：“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要我和弟弟了，你知道奶奶照顾我和弟弟有多么不容易。我每天想的自己脑袋都大了，我恨过你，可是现在我懂了，你原来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想到了什么能让她原谅了这个抛弃自己的母亲。
最后一张照片，他们破旧的房子和院子。
门口放着刚刚邻居送来的一筐萝卜。房子在阳光的衬托下格外的萧条又熠熠生辉。我想到了前两天看的蔡崇达写的《皮囊》里的一段话：
“很多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里不经意的掠过，他萧条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会有谁在乎里面发生的对于他们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陪衬，谁也不会在乎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挣扎和痛苦，死亡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