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二十，东门外的北沙河中路，路灯摇曳着一片昏黄。路灯下零落摆着些小摊，红豆饼小哥倚着小车塞着耳机，闭着眼一脸陶醉，身旁是几个摊主操着东北口音侃天侃地。摊位上装着调料的塑料瓶已经归置妥当，擦过案子的抹布也已经放好。他们时刻准备着，一有寻觅夜宵的食客光顾，便立即开张。十分钟后，三五成群的学生涌出东门。30余家摊位前，铁铲与铁锅摩擦铿锵作响，各种地方口音的吆喝混杂，一片热闹。

酸味篇：一个人的寂寞

五年前，沙河地铁站旁的小村子于辛庄经历拆迁。原本在村口卖煎饼的阿姨，为谋份生计无奈转移到了沙航东门重操旧业。阿姨孤身一人的到来，让荒凉的沙航东门口，有了第一家小吃摊。2010年，第一批“先烈”入住四下偏僻的沙航。他们吃腻了食堂的口味，只有东门的煎饼，能给自己的味蕾一点新鲜尝尝。

舌尖在匮乏选择的时候所寻觅到的味道，在记忆里留存时间总是会变得更长。2011级学子专属的毕业季来临，多少人穿着学士服回到沙航，都忍不住寻觅昔日唯一煎饼小摊。他们能够回忆起的，是曾经下课后为了一份热腾腾的煎饼排长队的景象。而多少人还能想起，当年让煎饼小摊排起长队的，是几幅发表在社交网站上的照片，图上记录着当年煎饼阿姨摊煎饼的模样。

2011级学姐李*哲，却清晰地记着这段故事的过往。学姐大二时，为满足煎饼阿姨“给在老家的儿子看看打工父母”的愿望，拍下了一组阿姨的照片。随手上传网络，竟引起了极高的关注量。后来，学姐离开了沙河，煎饼阿姨的手机中通讯录里却一直保存着李亚哲学姐的号码，阿姨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姑娘说过的那句“进城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辣味篇：一家人的幸福

杂粮煎饼在东门外独树一帜的时间，持续了两年。2012年，家在吉林的大叔告别经营不善的水果摊，转而进入烤冷面一行。家里的红薯获得了好收成，大妈推着炉子做起了烤红薯的生意。2014年，东门外多了家庭组合：韩式炒饭夫妻、武汉卷饼父子。2015年，形形色色的小摊贩接踵而至。煎饼阿姨掰着手指，细数着这段东门小摊五年来的发展史。沙航东门热闹了，阿姨自己每天卖的饼却越来越少。“家里有四个孩子……”阿姨念叨着琐碎的家事，言语略显忧愁和哀伤。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3月开学以来，“BUAA特色炒饭”成为了东门最亮眼的一块招牌。招牌变了，但摊子的主人仍归属于旧时的韩式炒饭。年初妻子怀孕后，在家养身子，炒饭哥只能独自撑起小摊。“想着牌子能让人看一眼就难忘，我才换了这个”炒饭哥吃吃地笑着，一边用手抹去额角的汗。“我不仅换了牌子，还加了新菜呢。”炒饭哥还是一脸羞涩的笑。

甜味篇：一些人的尊重

循着烟气氤氲、香味密集的方向而来，点餐，关于是否加香菜或辣酱的一问一答，自助付款——每一笔交易的成功，耗费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五分钟。简单的交易流程，买卖双方不多的交流，摊主们眼中顾客的形象，是“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文化有礼貌，都很尊重人”。

学生们尊重摊主，摊主也信赖他们的食客。夜课散去，红豆饼小摊前有零星的学生。两个女孩子摸遍口袋，凑不够两个饼的价钱。“钱明天再送来吧，先拿去吃”红豆饼小哥翻转炉上热气腾腾的饼，“你们肯定会送回来的。”小哥熟练地把饼装入纸袋递给学生，“之前的孩子都会送回来。”小哥的热情，反而让两个学生感激得不知所措。

隔着一条马路，杂粮煎饼阿姨的脸上第二次泛起愁容。她清晰地记着在来到东门前，收过6张粉红色的假币。“每收一次假币，我都会哭好久”，阿姨眼角闪过不易察觉的泪光。“我没文化，脑子不好使，都让孩子们自己算钱”，阿姨用手绞着围裙，“孩子们都不多拿钱，我放心。”

苦味篇：一群人的自由

经营武汉特色卷饼的，是一对父子。儿子娴熟地烙饼，父亲加入配菜和酱料，两人交流很少，但举手投足的配合间，带着父子独有的默契。父亲1995年开始四处摆摊，转眼间他的儿子也已经从业多年。儿子对念书不感兴趣，辗转工地工厂，最终还是选择承父业。“自由，给自己干活自由。”儿子提到的关键词——自由，也是东门外近乎所有摊主选择这份职业的共同理由。

人为了得到自由、追求幸福，不知要付出几分辛苦。早上四点半起床，凌晨近12点归家。日不出而作，日已落未眠。每天超过11个小时的户外工作，任凭风吹雨打。城管不定期的出没，摊主互相提醒、四方逃窜。

时针走过了十一点。烧烤架子上余下的炭火依旧烘烤着扇贝和肉串，烧烤店一家人仍忙着收拾狼藉一片的桌子，接待举着啤酒瓶子、谈天说地的食客。

炒饭哥接了家里电话的问候，匆忙着收拾着推车。红豆饼小哥倚在车旁，边吞咽着卖剩下的饼，边断断续续讲着自己在北京饭店当学徒的故事，说着自己开个店的梦。

煎饼阿姨收着凌乱的调料瓶，动作不再能比五年前利落。“再过几年，阿姨就回家抱孙子了。”煎饼阿姨不认为这是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承受生活的另一种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