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决策一定比个人高明吗？个人决策中如何防范过度自信？今天的内容将会告诉你如何才能正确发挥群体的智慧，做出有效的决策，以及如何在个人决策时避免落入一些行为陷阱。
人们在做归因的时候经常会轻视或忽略多数人的意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决策者不在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呢？正好相反，即使是最独立的决策者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社会因素在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中起着关键作用。外部评价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评价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正是实验社会心理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
“社会易化”效应
当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个体的行为表现与独处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那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那些复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则会表现得没那么好。这一被称为“社会易化”效应，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人在场时个体产生的唤醒状态。
后来的研究则显示，即使其他人并没有实际在场，只要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其他人的评价，这种促进或损害的效应也会发生。
比如一个人在房间里拿看手机软件练习唱歌，发挥得很不错。突然有一天，你清楚地听到了隔壁邻居稍微大声一点的谈话，意识到你们之间的隔音不是那么好，从此你练歌的时候心中总有顾虑，发挥也再不如前了。
社会性懈怠
另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性懈怠”。当人们作为群体的一员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像自己独立完成时那样努力。社会性懈怠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于群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压力不在于自己。
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在群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则要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责任分散会对决策和判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这里有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之前除了酒店里女生被绑架，呼喊无人应答的事件后，微博上许多文章倡导这样的做法：在求救的时候，不要喊救命，而是喊“那边戴眼镜的先生，求你帮我报警”，甚至是直接毁坏他人的手机等财物——其实就是用来避免他人社会性懈怠而使自己不能得救。
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心理。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愿意和那些观点及能力与自己接近的人做比较，而不是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相比。
当小组人数较少时，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足以引起较高的从众水平。当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从众的人数大约只是多数人意见一致条件下的1/4，当情境中存在强大的从众压力时，单个异议者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少数人能对多数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存在一个前提——少数人的意见必须保持一致和稳定。
“群体盲思”
当群体具有凝聚力而且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时候，群体忠诚和从众压力会导致“群体盲思”。
群体盲思是指心理活动的效率、对现实的检验以及道德判断的一种退化，这种退化是来自于群体内压力。
群体盲思导致错误决策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猪湾事件。避免群体盲思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正式任命某位群体成员担当批评者的角色。每条措施都是使不同的意见合理化，都是在利用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所能起到的减少群体盲思的作用。
决策前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
由于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因此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很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使在独自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根据他人会做何评价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任何时候要对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作出全面的解释，都必须把社会因素考虑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虽然能影响决策，但却没有影响决策背后的判断。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判断本身也被歪曲了。例如少数被试的知觉的确被歪曲了，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意见影响了自己的判断。类似的，很多没有做出反应的旁观者，在责任分散的条件下也改变了自己对情境的知觉。
群体决策与判断
如果一个群体成功地避免群体盲思，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它能比个体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判断？群体也会和个体一样使用直觉并出现偏差吗？在已发表的研究中，多数都显示个体和群体在归因和判断时产生的偏差是类似的。
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决策和判断中仍然起作用。而且，有时在群体中会出现比个体还大的偏差。
群体偏差
如前所述，基本归因误差是过度地将个体的行为归因于人格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群体归因误差是对一个群体做出无根据的内在归因的倾向。
基本归因误差和群体归因误差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我们倾向于忽略行为的外部决定因素，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行为和一些内在态度之间存在关联。
另一个群体水平的归因偏差是外群体同质性偏差。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具有多样性一样，群体也认为他们自己的成员比其他群体的成员更具多样性。
外群体同质性偏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加深了刻板印象。由于外群体成员被认为是相对同质的，所以他们的个体性往往被低估了。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普遍。
群体讨论容易增强群体成员达成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化”。
可能问题本身产生了一种倾向，群体讨论使这一倾向极端化。无论群体领导者是否活跃和具有鼓励性，群体表现都胜过个体。
当群体领导者积极地鼓励所有成员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见解时，正确率是最高的。避免群体盲思的最好方法是明确地鼓励成员发表不同见解，少数人可显著地提升群体判断的正确率。开放性的讨论虽不能保证得到正确结论，但可大幅度提高正确率。
群体判断的优势
群体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比个体判断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贯如此。群体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和难度、群体成员的能力、成员间的互动方式等等。群体比起水平居中的成员作出的判断更为准确，但群体中最好的成员经常胜过群体整体。
对于容易的任务，增加群体的人数只能增加一个人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困难的任务，群体合作的主要优势在于，群体成员可以汇聚所有人的资源并纠正他人的错误。独立产生想法后汇总要比群体会议更加有效。群体讨论的优越性主要在于汇集的功能，而不是实质上的群体互动。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解决难题的最好方法是让几个人独立思考问题然后汇集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开会讨论问题时，其实不要开个会让大家临时提想法，而是要提前让大家准备好，开会时汇总交流。
如何整合群思
虽然群体判断往往比个体判断准确，但这种准确性部分地取决于群体成员如何整合他们的答案。书中提到了一些有趣的群体决策技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考。
有趣的是，其中提到了一种“独裁者”技术(也称最佳成员技术)，即面对面地讨论选择出一位成员，他的判断代表了整个群体。
实验证明这种技术的准确性最高，这一技术降低的绝对偏差是其他技术的3倍。但是在每个群体中，“独裁者”最后都修改了答案，使其更接近集体平均数而使偏差值提高。
也就是说，群体能够选出一个判断相当准确的独裁者，但这位独裁者总是变得更加民主，结果反而降低了最终判断的准确性。
这也许就是一些真正有判断力而又能“固执己见”的“独裁者”，比如乔布斯，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吧。
过度自信
在决策中，过度自信是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其所带来的潜在破坏性也是最大的。我们常说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就是过度自信的负面效果。
在判断中，准确度和信心是分离的。当准确度接近机遇水平（即随时选择一个答案正确的概率，如四个选项的单选题的机遇水平是25%）时过度自信达到最大；当准确度从50%增加到80%时，过度自信会随之减少；当准确度超过80%时，人们通常会变得不自信。
换句话讲，在准确度达到80%左右时，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差距最小，当准确度偏离这一水平时差距会逐渐变大。这与决策者的智商水平无关。
过度自信甚至极度自信是很可怕的。想象一下法官在裁决一个重大案件的时候，医生在手术中判断病情的时候，企业在制定重要战略决策的时候，如果决策者过度自信，带来的后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
“校准”是指信心与准确度的匹配程度。在给定的信心水平上，并且当所有判断中准确判断的比例与判断正确的期望概率相一致时，决策者就获得了最佳的校准。
换句话说，认为正确可能性为90%的判断中有90%是正确的，认为正确可能性为80%的判断中有80%是正确的，依此类推。当个体的判断被单独考虑时，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校准了。
如何才能减少过度自信呢？
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通过考虑其他结果或答案的可能性来减少各种判断上的偏差。人们对相反的可能性存在盲点。
最具破坏性的错误校准形式是不恰当的确信。应对错误的校准：
首先，标记出那些需要特别考虑的判断。当判断难于做出或极端自信的时候，谨慎前行非常必要。
其次，“重新校准”你非常自信的判断以及其他人的判断。如果一个决策者抱有90%的信心而只有70%-75%的准确度，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将“90%的信心”看做“70%-75%的信心”。同样，你可能会希望将具有“100%信心”的判断自动转变为较低程度的信心，因为100%的信心在预测人们如何行动的时候显得尤其没有根据。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对某个答案感到极度自信，思考一下另外一个答案可能正确的原因。尽管你可能不会改变想法，但是你的判断却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校准。
自我实现的预言
人们是如何检验假设的（预感、规则、理论等）？实验发现，人们总是更多地证实规则，而不是证伪规则，这种倾向被称为“证实偏好”。这个倾向被用来表示决策者偏好与假设一致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不一致的信息。
社会知觉中存有证实偏好
人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假设会变成自我验证性的假设，并且信念会变成自身永存的信念。
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关于他人的普遍信念会非常难以改变。即使一个人将要对这些信念产生足够的怀疑并主动地对它们进行验证，他仍然可能会“找到”那些他需要用来证实及坚持这些信念所需要的全部证据。
这样，最终这个人将会持有一种毫无根据的安全感，即这些信念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通过了十分恰当和精确的评估过程。
如何避免证实偏好以及自我实现的预言呢？
1.一种策略是关注动机因素。
比如通过警告面试官他们面试的人可能会把某些问题看做是思想封闭的或带有偏见的，以此来消除证实偏好。一旦面试官对这种可能性变得敏感，他们就会大致等同地采用证实性和证伪性证据进行衡量。
2.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策略是采用鼓励证伪性回答的方式来组织问题，故意问一些设计好的问题来“证伪”他认为是真实的那些信息。
比如书中提到的案例，如果弗里德曼认为免洗尿布生意正在价格上变得没有竞争力，他会问执行官们一个相反的问题，如“一次性尿布的价格竞争是不是正在变得更有优势？”这类问题使他比其他竞争分析师更容易了解真实情况。
通过思考自己的判断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是错误的，决策者能够降低过度自信并提高他们的决策质量。这样一种方法会减少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自我实现的刻板印象。但是在当前，这种可能性是不确定的，需要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其正确性。
行为陷阱
行为陷阱是指个人或者群体从事一项很有前景的工作，最后却变得不尽人意并且难以脱身。进行可能有害的行为时，会出现陷阱。
一个常见的陷阱就是“在音乐声中等待接听”，等了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还是没有客服人员接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很想挂断重新再打一次，但是万一这样自己就又排到了队伍更后面呢？于是继续纠结得等下去，好一会儿以后才恨恨挂断。这种就是行为陷阱；而避免可能有利的行为时，则会出现反陷阱。常见的反陷阱则包括令人厌恶的清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将变得越来越糟糕)以及逾期的回信。我们有个常用的词可以来描述反陷阱，那就是“拖延症”。
生活中存在看几种典型陷阱，每一种都有相应的反陷阱。我们把陷阱主要分为五类：延期陷阱、无知陷阱、投入陷阱、恶化陷阱和集体陷阱。尽管这些陷阱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混合陷阱，但是每一种陷阱都基于不同的运作原理。
“延期陷阱”是指暂时的满足与长期的后果相冲突。在反陷阱中，对目前不愉快事件的逃避，最终可能导致问题的发生。
“无知陷阱”中，行为的负面后果并不被理解或者开始时并没有预见到。当一段新生活开始时，无知陷阱通常较为常见。
“投入陷阱”常在以前花费的时间、金钱或者其他资源让人们做出了他们本不会做出的选择时出现，导致沉没成本效应。
“恶化陷阱”和投入陷阱类似，除了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随着时间而变化外，这些陷阱还是可变强化陷阱，这种情况出现在当原先高回报的行为逐渐变得不那么有收益或者变得更具有惩罚性的时候。典型的例子是海洛因成瘾。
“集体陷阱”涉及到多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的后果，典型例子是高峰期的交通堵塞。
案例
书中举了一个类似于核武器竞赛以及其他国际冲突的案例。被试们起先是被自己的利益所驱使，但是渐渐地他们的动力变了。随着竞价的进行，被试们开始关注赢得竞争、保住面子、使损失最小化等问题，并且惩罚竞争对手，因为对手使他们陷入窘境。当开价达到1美元时，双方都觉得他们是被对方逼迫继续下去的，并且很多被试认为对方继续下去简直是疯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这样的，对方也可能正觉得自己疯了。这个意识不到自己也在做同样行为的“镜像”情境酷似核武器竞赛。他们通常会继续打击对方直到对方最终放弃为止。
这种机制叫做“诱捕”，被定义为：在一个决策过程中，人们持续提高对已经被证明是失误的先前选择行为的忠诚度，目的是使他们以前的投入显得合情合理。当责任重大时，失误导致了更多的投入，而非更少。
如何减弱或避免诱捕
要想减弱或避免诱捕，在做出一个承诺之前就要把结束的成本明确化。就是说，在投入一项长期风险之前要清楚地考虑中止行为的代价。决策者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事先设定极限，并不是说达到极限所设定的数量就马上主动退出，决策者应该利用他们所设定的极限点，作为重新衡量继续或终止行为的决策时间点，而不论他们事先已经投入了多少。
另外，可以让不同的人进行最初和后续的决策。这样的好处是后来的决定是由不必为先前错误负责的人做出的，但是缺点是，决策的不连贯性以及组织记忆的潜在损失。
行为陷阱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关注，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很多有害的个人决策或者公共政策是由连续的、不断升级的投入所导致。陷阱覆盖了我们当今所有难以驾驭的，大规模的城市、国际以及国际间出现的问题。但是，陷阱并不总是不好的，有些情况下，人们刻意让自己进入陷阱，目的是可以使他们进入一种可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里。
思考和讨论：
你有被人指出自大、刚愎自用的时候吗？如果有，请反思当时在决策前是否有假设自我验证的情况，并在最近的一次决策前审视自己有哪些假设可能有自我验证的倾向，将他们列举出来，模仿文中的例子设计问题，证伪这些假设，看看有哪些经不起推敲。
生活中，你曾经陷入哪些行为陷阱（五类：延期陷阱、无知陷阱、投入陷阱、恶化陷阱和集体陷阱），在了解了它们的运作原理后，请思考如何避免再次陷入这些行为陷阱。
摘自《决策与判断》作者斯科特•普劳斯，卡片作者王嘉
读书码字第107天，2017.04.30于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