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玥 ；摄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雷玉华】
（本文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锟宇审读）
在大科甲巷以东，穿过红星路步行街，正对的是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就在江南馆街以北。该遗址西邻红星路三段步行街，东隔中纱帽街与大慈寺相望，南至江南馆街，北为蜀都大道。2008年10月考古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 2009年3月31日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都考古专家王毅、何锟宇等评价遗址区域面积达5万平方米，这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地带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世所罕见、独一无二。这条距今一千多年前的繁华古街，见证了成都最辉煌的唐宋时期，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更丰富的考古佐证。
该遗址因位于江南馆街，故称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江南馆街是因清朝年间，苏、皖两省等长江以南客居成都的人士联合在此修建江南会馆而得街名。2007年10月，香港九龙仓集团拟在此修建国际金融中心。随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触摸到古成都城市繁华一角：发现大量唐宋时期遗迹、遗存和遗物。发现的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这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较之以前广州和杭州发现的街坊遗址更为珍贵和有价值，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在成都目前最繁华的街道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宋街坊遗址，可见成都历史文化之悠久，商业之繁华。专家推测，在红星路下面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古街，也许就是马可·波罗见过的“美丽大城”。遗址见证了唐、宋时期的成都城社会经济繁荣发达，享有“扬一益二”“天下繁侈”美誉的繁华景象。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唐宋时期主次街道、房址和与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统是这次发掘的重大发现：唐、宋时期泥土支路4条、铺砖路面4条，明、清时期道路1条、房址8座、古井3口。铺砖街道4条，其中2条呈南北走向，两路基本平行，相距约50米。另2条呈东西走向，与其中南北走向的1条垂直交叉连接形成十字街口。路面用特制的细长条形砖竖砌而成，有 “人字形”“回字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路面有明显的车轮碾压痕和使用损坏后的修补痕迹。中国古时城市道路，在南宋以前全是土路，这4条铺砖街道建造时期是南宋，可见古成都当时的城市经济实力。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条，其中主排水道4条。其它水道均为房址周边或与房址小天井连接的小水道，或道路两侧的排水道。特别有意思的是，发现这些砌排水道的砖除了唐宋时期的薄砖外，还有汉代的花纹砖，推测这些花纹砖可能是从城外的古墓中取来的。街道两侧有唐宋时期房址21间（套），房址大小不一，开门面向街道，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部份房屋地面有平铺的砖。墙体应多为木或竹，立柱处下垫红砂石柱础，一千多年前唐宋时期的生活场景尤如眼前。
这么繁华的城市街道为什么消失，又留下保存完好的遗迹呢？原来专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大量的火烧痕迹，估计这些房屋应毁于火灾，或者可能与大慈寺及其它古街道一样，毁于历次战火中。
从发现的街道、房址、水沟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是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成都街道图》中有与里坊有关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称，在明、清至国民时期的成都街道图中还可以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残迹。专家考证，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市呈“里坊制”的规划，城内划分为十六坊，里坊四周建有坊墙，里坊里面又分许多“大区”，类似于今天的大型社区。这个遗址应是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应属于繁华的中心城区附近的区域。
遗址同时出土了大量瓷器，以本地的邛窑和青羊宫窑的产品为主，还有龙泉窑、定窑等外地产品，其外来品的数量、质量明显多于成都其他同时期的遗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盘、盏等为主。还出土了唐代晚期的佛像和一些佛经石刻的残片。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有关联。因为唐宋时期大慈寺区域是这一带很大的庙会和集市地，表明这一地带商业发达、集贸繁荣、商贾云集。
特别让人浮想联翩的是，遗址中的这些大街小巷在唐宋时期叫什么街名？有哪些人文逸事和历史渊源？这些都有待于新的发现。而遗址怎么保护？有专家建议用玻璃将原址古街罩起来。也许将来我们在九龙仓修建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鸟瞰到那一千多年前盛唐时期的街巷美景（注：本文作于2009年）。
（下篇：《流光溢彩蓉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