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哈寨早没有房子，相传，抗战时大学迁移，上面办过辅仁法学院，住过好几百人。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房了，那眼井，也渐渐枯竭，现在仅有筷子大的泉水冒出。
上面没房，也没有人。直到那天，喜欢爬山的我发现，那里出现了一个棚，用化纤皮搭的，像儿时生产队看秋的棚那样显眼。
难道还有人住棚？
我这个人猎奇，于是爬上寨，发现这棚不小，比以前看秋的棚大得多。
棚后，还垦出了一小块地，种着莜麦菜、分葱、丝瓜、南瓜、黄瓜、向日葵，还有几十株绿油油的玉米。
有人吗？
没有门，只有一道黑不拉叽的门帘，油渍渍的。
我喊了几声，才听到嗡嗡嗡地回答。终于钻出位老人，头发、眉毛和胡子全白，脸上布满皱褶，耳朵有些背，不然不会半天才答应。
我正要问，老人的后面又钻出一位老人，矮矮胖胖的老婆婆，看样子，也有七十岁了。
老人看来很久没有见过生人了，很寂寞，于是要我坐下，听他说话。
年轻人，我有房，可是住不了。这时，老婆婆拿出两本房产证。
这是我的房改房。虽然偏远，可是是福利房，当时只花了一万多元钱。
我翻开，上面的户名：朱本泉。
我原来是青田水泥厂的职工，我知道这家国有企业，在苎溪河畔，后来三峡移民搬迁，关闭了。
我翻出另一本房产证，是商品房，在乌龙池三号区，有八十多平方米。
老人家，既然你有房，为啥还到这里来住？
哎，说起来是家丑。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接我的班，后来企业关闭了，买断工龄。因为没文化，只能做下力活，日子过得不好。所以，福利房一直由他住着，房产证我管。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还有一套呢？
这套是商品房，用干了我一生积蓄。老伴去世后，我一直想再找个能相伴走完人生的人，可是，我幺女和幺儿媳妇坚决不同意。本来，他们有住房，却要搬回来住，好监视我。
他们就不理解老人需要伴？也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啊。
理解个屁。他们怕这套房子得不到手，如果我找了女人，他们就继承不了。
明白了，我的心情沉重下来，因为这样的事，现实中不是一起两起。
我记下老人幺儿子的名字：朱华敏。
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街头夜摊喝酒，上半身光着，下半身穿着短裤，吃着麻辣烫。
一番介绍后，他盯着我说：我爹住哪里，关你屁事！
不关我事，可是，你爹现在在山上搭棚住，说出去丢你的脸啊！
我丢啥脸，他才丢脸。都那把年纪了，还要找女人？老骚棒！说完又是一大口酒。
老人是被儿子逼出了家门，这样的事，无论道德还是法律，都不允许。
我说：就不怕你爹告你？
他红着眼说：告我？我还要告他呢？他非法同居！
我哭笑不得，内心明白，这人是不折不扣的二杆子，是不进油盐的四季豆。
我把这事写成社会新闻，在本地都市报发表，并配有那个棚子的照片。
我是真心想帮这对老人的，别的不说，老人也有恋爱的自由，老人更有住自己房子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人权，是写进了《宪法》的。
我再去鸡哈寨时，果然，那个棚没有了。我下山后打听，附近的农民说，几天前来了几个男人，把棚给拆了。
老人回家了？我为自己的正义之行而高兴，这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品质。我决定亲自上门去看看，一定要为老人争取住房的权利。
到了乌龙池，还没有进小区，就见地坝上拉着棚，正在办丧事。
哀乐声袭击耳膜。
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抬眼望灵棚：朱本泉老大人千古！那灵像，哭笑不得地望着我。
他怎么就走了？一周前，我还见过他啊。
有位老人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衣袖，阻止我问话。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果然，后来我弄清楚了，老人被他的幺儿子带着人拆了棚，不得不和老婆婆分手，回到家的第二天晚上，上吊自杀了。
那晚，我喝醉了。我恨我自己，如果不是我多事，不报道那个棚的事，老人或许还能活下去。
我真多事！可是，面对山顶住棚的老人，我能不“多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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