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的月色，悄悄地攀上了树梢，天空也显得不再那么高远。穿过淡淡的薄雾，融融的月光，如轻幔般地洒下一丝缠绵，像情人间的呢喃，在微风中轻轻地散去。霓虹的光影，在梦的怀抱里，眷恋着天幕下的星星。渐渐凉下来的风儿从街头走过，似在告诉我：晚春的夜，几近阑珊。
送小薇回家的路上，在墙角转弯处，斜出了一株梧桐树，约有一层半楼那么高。棕褐色的枝干上砌满了塔楼般的花朵。花朵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隙，层层叠叠的簇拥着，在夜风中摇曳。
“花是白色的！”
秋水的一声惊呼，使我不由得慢下了脚步。是啊！记忆中的桐花大多是淡紫色的，这种纯然的白色并不多见。
“如果是多见，也就用不着诧异了！”小薇撅着嘴。
就在两个人对这株桐花指指点点的时候，我的思绪却飘向了一段遥远的记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点滴往事中，如同影印在车窗上的城市，从眼前一幕又一幕的划过。
六七十年代，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窘迫。尤其是在农村，工分是每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种植梧桐树，成了那个时代对农村经济的有力补充，也是每个家庭的日常花销的重要支撑。因为梧桐树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除了能做家具、门窗之外，更重要的用处便是换钱。
那个时节，家家户户都在种植梧桐，房前屋后，庭院，道路，几乎是无处不有。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漫说是十里八里，就是百里之内，你走近任何的一个村庄，枝头上纷扬着最多的花朵，便是淡紫色的梧桐花。
梧桐树的管理并不复杂，且生长迅速。两年的苗子，可以窜到4-5米。那时形容谁家的孩子长得出挑，经常用的夸赞，就是“梧桐芽子”。
当时我家户口虽然不在农村，但勤劳的父亲还是在庭院内栽种了六棵梧桐树，用以改善家庭生活。
梧桐树一般长到四五拃粗细，就可以考虑出售了。当时的农村，也没有过多的精神层面的奢求。若是谁家有梧桐外卖，都要匆匆赶去凑个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着梧桐树的价钱的同时，还要看的是梧桐树伐倒后有没有大的蚀洞。由于梧桐树的木质疏松，损伤树皮对梧桐来说是最致命的。因为长期的雨水侵蚀，可以内烂去大半个树干。
伐树的时候，若是看见淡黄色的木屑横飞，那一定是棵值钱的好树。若出了黑色的渣子，便跌价不少。如果蚀洞贯穿整个树干的上下，那就只有当柴火的份了。
小的时候，也偶尔随父亲去到他工作的地方——昌邑市邮电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依旧是院子中间那棵硕大的梧桐。花荫占去院子的大半，树下的半截石碑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地方。
由于年纪尚小，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听不懂别人的夸奖。曾经爆出粗口，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那是一生中第一次挨揍，也是最长记性的一次。
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之间似乎都是和谐的。我只知道，一口外地口音的尹伯伯是最大的官，还有一个就是挺着个大肚子的高伯伯了。有的时候，小孩就会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看到刘叔叔和孔阿姨两个人用一个碗吃饭，就问了句：“叔叔和阿姨怎么用一个碗吃饭？”结果是引得哄堂大笑。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两口子。
也许是因为去县城的次数不多，爸爸单位的伯伯、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因为那个时候，城里的孩子都住在宿舍区，一般不会来大人工作的单位。只有农村来的孩子，才跟着大人，待在办公室里。
老邮电局坐落在城里街的路南，西面临近一个饭店，路北是供销社的门脸，东边的邻居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跟着爸爸进城，对年少的我来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除了一些功课的温习，算作是自己的事情，院里院外你可以随便的转悠。而当时的我，只是喜欢去静静地看着大人干活。在封发室找季阿姨玩的时候，我的个头比那个封发信函的案几高不了多少。季阿姨一边盖戳，一边逗我说话。说的什么内容，随着年代的久远，已经记不得多少。但她的那一口悦耳的东县口音，交织在有节奏的盖戳声中，今天依然觉得是那么的清脆好听。
那段美好的时光之所以让至今都让我怀念，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就是几乎每天爸爸都能给买好吃的。记忆最深的，是食堂晚饭的咸鸡蛋。我清楚的记得，小黑板上写的是八分钱一个的价格。那时父亲的收入也就是四十几块钱，所以只能买一个给我，而自己吃二分钱的拌葱花。邱伯伯也总是在鸡蛋里给我挑那个最大个的。现在想来，其实鸡蛋的大小都差不多，说是大的，仅仅是为了哄孩子罢了。聆听着鸡蛋在石碑上磕出的“咔咔”声，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幸福，凝结了那个时代，一个农村孩子对童年时光的的满足。
往事已经过去几十年，父亲也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那一串串的难以忘怀的桐花，构成了一个紫色的梦，在我心中永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