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让我能够在十月份的每个节假日里静下心来读书，重温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记得十月中旬写过一篇文章《读书：情境与视角》发布在简书上，那算是一次选点突破。重读完此书之后，时隔近一月，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对这部作品的理解、认知与思考逐渐构成一个系统，可以从总体上作一次全面的盘点，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待吧。
迟子建，1964年出生，作家，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著有《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长篇小说，《逝川》《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小说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散文随笔集。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
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迟子建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在这时，她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
2004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迟子建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作了几万字的笔记。2005年，迟子建开始在故乡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
迟子建是一位将根深植于“自然”的“诗人”。东北边陲的自然风物赋予了她审美的灵性感知和思考深度，而富有神奇宗教色彩的萨满文化的濡染则使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遍布着“万物有灵论”的浪漫气息。故乡的自然风景成了她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支点和焦点。但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自然”实践着一种拒绝方式，即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对象化为“背景”和“死灭的图案”的方式的拒绝，这种拒绝恰恰为自然构建起了可以与人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恢复自然的灵性主体地位。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学中提倡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文学表征。因而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自然万物被赋予了灵性，拥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它们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清晨”中就这样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驯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绝对是能与人类平等对话的灵物，迟子建笔下的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好像在为自己挖墓穴……”可以说，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生命意象与人的和谐共处，为迟子建的艺术世界的构筑，为安放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人类家园点亮了一盏寻回灵魂的明灯。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自然有灵性地与人类同悲喜的动人景象比比皆是。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自然万物都是一个个自由自在的独立个体，被神性的光辉笼罩着，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她以“万物有灵论”观照大自然，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宇宙生命的整体关注，哪怕再微小的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也能在她富有诗意的叙述中被凸显。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故事，且叙述主体又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个性更为鲜明的叙事视角。叙述者“我”是一个置身整个故事中的老人，是“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见证并亲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人近百年的游牧生活及其最终命运。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性：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回忆的主体和故事的讲述者。其叙事的展开也带有一种自然状态的自我交流的特征。“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这种透露着淡淡忧伤的平缓语气的第一人称叙事，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并产生了亲和力。不管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都不自觉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幻境，读者的情绪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情节的推进而起伏。同时，整个故事都是一个九旬老人追忆性的自言自语，这种叙事视角在其说或不说以及说给谁听等方面都带有一种随意性，同时也强化了读者在听或不听以及认同与否方面的某种自主性。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魔幻色彩，其魔幻色彩又都与小说独特的叙事内容密切相关。这种魔幻色彩则着重体现在虔诚、悲悯的民族和部落信仰上。鄂温克族虔诚地相信万物皆是神，对生灵尤其是树木和驯鹿“玛鲁王”怀着崇高的敬畏；每个部落又都会诞生一个有着超常能力的萨满，通过萨满跳神可以驱赶病魔，而这种治病方式的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因此，小说中的尼浩为了救治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作者以这种魔幻的方法叙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人性美好而善良的一面，体现了其部族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包容性。萨满们以神赋予自己独有的超能力来保护着族人们，而自己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者在为其唱颂歌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作家自身独有的细腻情感和悲悯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