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人在上无二十一厂的学习，时间定的是三个月。中途，住宿突然从延安西路的“达华饭店”，挪到了北京东路的“红心旅社”。领队林老师没说什么原因，估计大概是她觉得达华饭店的条件好，住宿费用可能会高些，想给厂里节省些开支吧。

       红心旅社虽然条件差一些，但离老上海核心区域更近，逛街散步都便利得多，所以也顺其自然，乐得其所。

       “充满乡音的‘红心旅社’”

       一个是“饭店”，一个是“旅社”，仅从名字上就看得出差别。

       “达华饭店”不用进门，从外面看着就显得高级，外墙色调很雅致，大大方方的窗玻璃，锃明瓦亮的，再加十几层的楼高，远远望去有种地标建筑的巍峨。

       而“红心旅社”就差些了，总共不过六层高，外表看上去灰蒙蒙的，很陈旧的感觉。房间很大很乱，好像一个屋里能住十几个人的样子。屋里也不带卫生间，洗漱、上厕所都要跑到走廊里用公共的。

       但在我看来，它也有两个最大的好处。

       一是乡音浓厚。

       住进来才知道，这是我们那个城市采购员的大本营，全市各个厂矿企业来上海出差的采购员们，都聚集在这里。包括临时出差的其他人，也大多知道往这跑。见面一开口的那个腔调，让你觉得又好笑，又亲切。而且他们的信息特别灵通。哪里好玩，想买点什么东西啦，他们都能给你提供很有参考价值的情报。

       二是逛街方便。

       北京东路这个地方，属于闹中取静，它这条路本身虽不是那么繁华热闹，但走出去几步，马上就能进入大上海最繁华的心脏区域。向北走几步就到苏州河，往东走不远可达外滩，往南则是南京路、豫园城隍庙什么的。四通八达，抬腿即至，方便得很，一般情况下都不用坐车，步撵即可。

       最大的不好之处呢，就是嘈杂，乱。

       在“达华”的时候，虽然住的也是多人间，但大多时候除了我，如外至多不过一二人，多半时间跟“准单间”的待遇差不多。

       来到“红心旅社”就不行了，一个屋里住的满满的，而且这些采购员们走南闯北，长时间在外边跑，一个个练得油嘴滑舌，“老油条”味十足。

       特别是一到晚上，串门聊天，络绎不绝，抽烟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另外还特别爱讲些“怪笑话”，他们聊得哈哈大笑，我却听得脸红心跳，很影响睡眠。

       “得遇‘同道’，受益匪浅”

       搬来“红心旅社”，最大的意外之喜，莫过于遇到两位“同道”了。

       是我们那个城市灯泡厂送来上海学习培训的青年学徒，年纪看上去比我大个一两岁，一男一女，一来上海就住在“红心旅社”。

       他们的培训时间比较短，记得好像只有个把月，认识不过一个星期，他俩就回去了。

       一起聊的时候，他们挺羡慕我的工作，言下之意，是嫌他们的工作不好。

       那时候我们市的灯泡厂刚开始建设，还没投产。他俩就是奉派前来上海学习灯泡吹制技术的，学成后将回去当老师，教更多的工人吹灯泡。

       我当时比较纳闷，吹灯泡要用气力的，干嘛派个女的来？

       后来琢磨，可能是要充分发挥女子“半边天”的作用吧，毕竟新社会新时代，整天都在强调，男人能做的，妇女也能做，巾帼不让须眉嘛。可能出于这个原因。

       我那两位师姐，晚上的时间，还是一如既往地跟着林老师摹画图纸，加之看上去，她们跟灯泡厂的这位女工也不大能谈得上来。所以，晚间都是我们仨结伴出去逛街。

       因为他们比我早熟悉这片的环境，所以当仁不让，去哪儿逛都是他们当家，我跟着。像“大世界”、“豫园”什么的，都是我们一起逛的。但“文革”期间，这些地方除了卖东西，也没什么好玩的，我们又不买不卖的，兴趣不大。

       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附近哪里吃饭最好最便宜。

       住“达华饭店”的时候，我们搭伙附近一家企业食堂就餐。搬来“红心旅社”，没了食堂可以搭伙，只能到街上饭店里吃。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家小饭店，卖阳春面，很好吃。此后我的早餐、晚餐，很多时候都在这家小店解决。

       面是中号的碗，汤水很清亮，面条软硬适中，滑爽可口，上面浇有薄薄一层腌菜，顶上盖着一片事先烧好的猪肉，有肥有瘦，不薄不厚，有营养，也不腻。

       这样一碗阳春面，只要8分钱 。

       多年之后，跟同事聊起这茬儿，他们不信，说怎么可能，起码也得一毛多吧。我说不是，就是8分钱，1971年，不会错的。

       “电梯工阿姨”

       “红心旅社”条件的简陋，从电梯上就看得出来。

       “达华饭店”的电梯，是正而八经的电梯间，像一所小房子，六面光滑锃亮，上下运行也平稳安静。而“红心旅社”的电梯，则像个铁笼子，除了地板和开门的那一面，其他三面和顶上都是露明的，透过二三公分宽的扁钢交叉编织的菱形网，可以清楚地看到步行梯以及电梯井周边和上方的一切。

       而且运行也不是太平稳，特别是落到底层时，会随着“吭”的一声，上下颠顿一下才停住。

       电梯间的操作工，是一位让人猜不出准确年龄的阿姨，非常典型的上海女子姣好的容貌，皮肤很好，虽不是很白，但光洁润滑，非常干净清爽。没有疙疙瘩瘩斑斑点点什么的。

       眉毛细细的，眼睛也细细长长的，单眼皮。因为是单眼皮，一点儿不显年龄。不像有些双眼皮，一上年纪，眼窝会堆了层层叠叠的褶。

       凭感觉，觉得她至少要四十几岁了，但看上去也就二十八九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是风韵不减，俏丽依然。

       阿姨很热情。每进电梯，会满面春风地跟我聊几句，亲切得很，让我觉得似是亲人在身边，真真切切的“宾至如归”，很温暖。

       但后来“二电机”老王的一番话，让我心里咯噔了好几天。

       “二电机”就是我们市的第二电机厂，老王是该厂的采购员，三十多岁，大高个儿，脸白白的，颧骨处成天染着两团红晕，在红心旅社和我住一个大房间。

       有时候我俩能在电梯碰上。有次下了电梯，他叮嘱我以后少给电梯工阿姨搭腔，说她解放前是做那种生意的。

       我很吃惊，不相信。

       虽说不相信，但听老王这么说了之后，再上电梯，就总觉得有些不得劲儿，有些局促，有些不自然，有些躲躲闪闪，也不是很敢再看阿姨的眼睛。

       但阿姨似乎并未察觉出我有什么异样，还和往常一样，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热络地聊东聊西，依然春风般带给我亲人般的温暖，让我觉得还和在家里一样，有亲人可依靠，有亲人的体贴话儿叨在耳边。

       这样一来二去，又过了些日子，异样的感觉烟消云散。再看阿姨的眼睛，发现还是那么亲切，和蔼，友善，简单，目光中饱含一种对可心的晚辈的关心、体贴、温暖和爱怜。

       去你个臭老王的吧！

       你那个臭嘴里，能吐出什么好东西。没准儿，是你看人家阿姨风姿绰约，想挑三逗四地套近乎，人家阿姨没给你好脸子了吧。所以，你才又气又恼，变出法儿地糟蹋抵毁人家。

       嗯，准是这样。反正，若让我在你们两个人中信一个，那么，我宁信阿姨不信你！

       “旗袍女”

       这可能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穿“旗袍”的女子，而且还是穿旗袍的上海女子。至今也忘不了，那一眼的感受，真的只有两个字——“惊艳”。

       1971年，我不过才十六岁，其实若按周岁说，离生日还差着半年。往回倒推至“文革”前，那我只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见过穿旗袍的吗？

       应该没有，或者即便见过，也因为不懂事儿不记事儿，难免没留下印象和记忆？

       恐怕不会，或者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北方小城，即使再好看的女子，怕是也没这个品味和情调。这与经济因素无关，即便你能置得起旗袍，怕也撑不起它的气度与神韵。更不要说在孔孟之乡，有没有这个招摇过市的胆。

       至于“文革”期间，那就更不敢想，还有谁敢斗胆穿“旗袍”？

       然而在上海，这个“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地方，居然会有人穿着“封资修”的“旗袍”满大街跑，的确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到你不得不反复揉揉眼睛，以便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碰到的了。

       是个白天，而且是上午，一条还算宽阔但不繁华，且稍显杂乱的大街上。

       “白天”，“上午”，那只能是礼拜天。

       “达华饭店”周边？

       不是，那附近的马路，除却延安路，其他的支路背街，要么没有这么宽，要么不像这般杂乱。

       而且，住“达华饭店”的时候，礼拜天出门，我首先是要乘坐公交车的。而遇到这位“旗袍女”时，我一直在街上走着。

       这样捋下来，只能是在移住“红心旅社”之后，在它的周边。

       那是哪儿呢？

       它是条东西路，而且路两边都是楼房，这就排除了苏州河沿岸。实在没印象了。总之，黄埔、闸北方圆，都有可能。

       看见她时，她走在我的前面。

       旗袍的颜色，是那种“湖蓝”还是“月青”？我不熟悉布料色彩的叫法，但这两种颜色都不是我要表达的观感。那是一种看上去比天空的颜色稍微深一点儿颜色，不艳，不俗，很沉静，又很不惹眼。在夏天，这种颜色能让人感觉到清凉、平静、沉稳、神宁。

       这是布料的底色。底色之上，散缀着粉色的花。这种粉红，也是不俗，不艳，清雅得恰到好处。花，也不是散乱无形的大枝大叶，而是一朵朵，一簇簇，有规律地散落着的。花瓣，没有梅花那么丰满，也不像海棠那么散乱。似乎是细细的，梢上有点儿尖，好像还扭着半个旋。

       女子的身材更是曼妙无比。可以说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背后看着这样的女子，纵有衣服的包裹，依然勾勒出那么有致的凹凸和优美的曲线。

       我的心跳似乎在加速。

       女子慢慢的走着。不，“慢慢”似乎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应该用“款款”。

       没留意她穿的什么鞋子，但肯定不是高跟鞋。半高跟？实在记不起。

       但我似乎有一种直觉，她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但绝不至于是神经错乱的那种，介乎不乏有些偏执，但还能有效控制住自己的程度。

       我求援似地前后左右打量着，想看看路人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很失望，路上的行人不算多，但也不算少，可没有一个对此表现出任何的异样，似乎他们很常见，很熟悉，熟悉到对这位女子似乎已经视若无睹了。

       刹那间我想了很多。因为我家住的平房大院里，后院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一家“地主”留下来的，其实我们整个大院差不多都是这家“地主”的家产。后来我曾寻思过，“地主”不应该在乡下吗，怎么跑到城里置办起家业来了。大概，城里过去真有人家的产业。

       大院的其他房子都有其他住户住着，而且都归房产局管，可见是解放后没收了的。

       这座二层小楼，只住有一个人，即地主的女儿，一位老姑娘。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院的小孩子曾经跑到她家里在去过一次。黑咕隆冬的，什么也看不见，特别是二楼。我们“噔噔噔”地跑上去，又“噔噔噔”地跑下来，再“噔噔噔”地跑出门。那是“文革”前，对她还没有什么“警惕”。

       她可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成天也不梳洗，脏兮兮的，有时还用锅灰将脸涂抹得漆黑。走路也嘴里整天自言自语，不停地叨叨，说的什么，也听不懂。

       我们小孩子夏天习惯在院子里铺张凉席消夏，晚上睡着了，经常会被她摸脸摸醒。醒了一看是她，会吓得浑身一激灵。

       她的陀螺也就是空竹抖得特别好，会很多花样，各种转身、抛接等等，随着“呜呜”的声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嘴上虽不说，但心里暗暗叫好。

       后来我当兵走了，一走七八年。探家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家的小楼已经拆除，新盖了平房，有了新住户。而她，却不知安置到什么地方去了。退伍后，家搬到母亲单位新建的宿舍楼。再后来，我结婚另住，不几年又调去省城工作，一直再没听说过她的消息。但随着年龄增大，不再像小孩子那样简单了以后，每想起她，总有一种说不清是可怜还是惋惜的情愫，会时时地萦绕心头。

       所以，看到眼前这位“旗袍女”，在当时的情境下，自然就有了很多猜想。

       我本来就是和她同向前行，现在，还就继续慢慢地跟着。曾有一闪念，想紧走几步超过去，哪怕用眼睛的余光瞟一下，看她长得什么样。但最终没有那么做，因为觉得那样未免失之轻浮，对人家不尊重。

       就这么走到一个街口，我站下，目送她继续往前走了一段。然后转身，扭头拐向另一条路。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什么样家庭的人，她遭遇了什么，一切都是谜。

       现在想想，人的一生，会遇有很多谜。解开解不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但凡局中人，还是希望，彼此都能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