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程头“疯”了。“疯”不可理喻，“疯”得莫名其妙，“疯”得简直就不是我以前所认识的那个人儿。

  当然，我这么说，有些语无伦次，倒显得我有点精神失常。我想说的是，老程头并不是精神疾病上的“疯”，而是他向我提出的要求，很“疯”。有些事情若是想要说得清楚，就得沿着时间的轴线向前推一推。

  我认识老程头已经五年了。五年前，我来到双峰林场担任材料员，而他，是林场里的拖拉机司机。一名材料员，一名拖拉机司机，从工作方面的联系，自然少不了交集，而且是经常性的交集。

  在我印象里，老程头性格有些孤僻，平日里沉默寡言。五十多岁的年纪，就已经是满头白发。每次来我这里取拖拉机的零件时，他只是沉闷的说上一句：“磁电机坏了，修不了，换个新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径自将手上油渍污黑的零件往我桌子上一放，然后自顾自的看着屋内的某个角落，等着我回复。当我问他这个零件哪里坏了时，他会沉闷的回复一句：“自己看去。”

  说实话，刚认识时，我对他是很不满意的；一名拖拉机老司机，听林场里的人说，他已经驾驶拖拉机三十多年了，而我却是个刚刚走上岗位的年轻人，别说是看出机械零件哪里坏了，就连拖拉机上的各种零件我都认不全。他这样做，分明是有些瞧不上人的意思。我心里有气，自然对他“礼”尚往来，每次更换拖拉机零件时，我都要他仔细的说出更换零件的具体原因，具体到零件究竟是哪里坏了，坏到何等程度，对付一下使用还可不可以。

  我的这种“细致”程度，很让老程头恼火，终于有一次，他拍着桌子呵斥我：

  “你是不是没长眼睛啊！那凸轮轴都磨成圆形的了，还能怎么使？去当打狼的铁棒子使吗？”

  这次冲突，弄得不欢而散不说，还弄得彼此的心里，都有了些芥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从别人口中听到，老程头私下里说我的坏话，说我不懂业务，心眼小，不像个真正的林区爷们。弄得我很气恼。

  气恼归气恼，老程头的集材业务水平，却让我不得不佩服。每年的木材生产名单上，排在第一名的永远是他，每年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上，胸带大红花，坐在第一排的，也永远是他。我私下里问过林场里的老人，得知自打1975年成立双峰林场时，老程头就来了。当然，那时他还是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青年。自从他接手拖拉机后，只有一年，他没有获得木材生产的第一名，是被一个叫吴为国的拖拉机驾驶员超过了他。

  “老程的集材经验，林场里的三个拖拉机手绑一起吧！能赶上他。”这名老人说。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双峰林场地处大兴安岭的最北端，也是开发大兴安岭最困难的三个林业局之一。这里山高林密，环境恶劣。尤其是进入冬季的“三九”天后，气温可以降到零下四、五十度，人只要一走出屋子，不管你穿的多厚，都像浸在了冰水里，浑身乱颤。这样的低温环境，别说是人，就连拖拉机的钢铁，也变得异常脆弱。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这个材料员，就要忙得脚打后脑勺，每日里不停的穿梭在林业局和山场作业场地，为山场集材的拖拉机们提供因严寒而折损的材料。而这个时候，山场工队的十来台拖拉机，只有老程头驾驶的拖拉机，材料费用得最少，集材却又最多。这两者明显是矛盾的，让人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摆在那里，我只能说，老程头确实是很有“两下子”。

                                                              2

  老程头的名字叫程焕民，他是1975年来到大兴安岭，整整比我早来了34年。我想，肯定是他在漫长的冬季集材作业中，掌握了一套应对极寒天气的办法，才让他的拖拉机，能够在钢铁被冻得脆弱时，游刃有余，很少折损零件。

  但那种极寒的天气，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也会有疏忽的时候。但也是他的这个疏忽，让我们二人心中存在了两年多的芥蒂，瞬间消失了。

  2011年的那个冬天，我记得刚刚进入11月份，天气就变得异常的寒冷，一场又一场的寒流，不断的袭击着这片山林；一场又一场的大雪，几乎和人的腰间齐平。这让山间的采伐集材作业，变得异常艰难。到了“三九”天时，彻骨的寒冷，彻底笼罩住了这里，空气由于寒冷，凝结成了冰晶，让天空变得灰蒙蒙的。

  我在食堂刚刚吃完饭，裹着棉大衣刚刚走出食堂时，调度室的小张喊住我，说山场工队的拖拉机坏了，司机老程头正在电台里喊我。

  我来到调度室，抓起电台，询问是什么情况。里面传来了老程头的声音：

  “小韩，俺那拖拉机的平衡轴断了，你能不能今晚捎上来？”

  我皱了皱眉头。天色已经昏暗下来，看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刮起地上的积雪，形成一阵一阵的涡流，拍打着窗户，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我问道：“山场工队的材料库里，不是有备用的平衡轴嘛！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还应该有三个才对呀！”

  电台里沉默了片刻后，才传出老程头的声音：

  “今天早上就全部被他们用完了。这种鬼天气，你也是知道的，专爱折平衡轴。”

  是呀！这种鬼天气，谁不想窝在炕头上呢！谁又想在冰天雪地里来回跑呢！

  我劝说道：“现在天已经黑了，你能不能用电焊把平衡轴暂时焊上，对付使一天，明天我就给你送上去。”

  电台里传来一声无奈的叹息：“焊不上了，这个平衡轴已经焊了三次了，更何况这次是从轴根处断开的，根本焊不了。”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说话，我想让他知难而退。

  电台里的声音却不依不挠。

  “小韩，俺知道这要求有些过份。明天局里要来八个车次，如果俺这拖拉机没修好，就会有车次空返，那可就丢脸丢大了。俺这工队可从来没有车次空返的记录啊！”

  听到老程头的话，我的心不由一动；这老程头，性格一向倔强，几乎没有跟我说过好话。背地里我都叫他“老犟头”，这次的口音，却没了倔强，满是祈盼的语气。

  我沉吟一下，果断的告诉他：“你等着。我这就去申请调车，把平衡轴给你送过去。”

  去往山场工队的路途，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狂风卷起的雪花，将道路与路旁的积雪融为一体，即使汽车司机瞪大了眼睛，在灯光中努力分辨道路时，还是在距工队三公里的地方滑下了道路，栽到了雪沟里。看着汽车司机一边用锹铲雪，一边咒骂着这鬼天气时，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我将平衡轴卸下来，绑上两根粗木棍，当做爬犁儿，向着山场工队的方向走了过去。

  不得不说，我的这个举动，很让老程头吃惊。

  当我披着一身的雪花，拽扯着平衡轴，满身大汗的出现在工队的帐篷外时，老程头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吩咐工队食堂：“快！快！赶紧做两个热菜，熬碗姜汤，让他喝上一杯酒，不然非得感冒不可。”

  就这样，当我举起酒杯，与老程头一饮而尽后，我俩儿之间以往的所有不快，都随着酒杯中的酒，没有了踪影。

                                                          3

  老程头是2014年6月份退休的。跟他一起退休的，还有林场里使用的拖拉机、油锯、运材车。

  那一年的4月1日，大兴安岭正式开始停止所有采伐，进入天然林保护工程。

  我看着老程头驾驶着拖拉机，将它封存在库中时，人却望着拖拉机，久久不愿意离开。

  我笑着说：“咋地？你老程头还没有开够拖拉机呀？开了一辈子，还舍不得哩！”

  老程头没有说话，只是在和我一起将厚重的库门关上后，才闷声闷语的说上一句：

  “这片森林啊！和俺一样，都该休息休息了。”

  这老程头，说起话来还带着哲理呢！

  我叹息了一口气，说：“唉！你老程头退休了，当然没有顾虑，开着退休工资，旱涝保收。像我们就不行了，还不知道局里咋安排呢？不让采伐木头，我们吃啥喝啥去？”

  老程头依旧用他沉闷的语气回复我：“怕啥！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停伐分流后，我被分到了管护队，开始对这片采伐了四十年的山林进行管护。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停伐后，山林中原本无人问津的蘑菇、黄芪、红豆和蓝莓，居然成了“香饽饽”，每年靠着采集这些山产品，小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冬季闲暇时，我常常去往老程头的家里，坐在他家烧得直烙屁股的炕头上，喝上两盅。

  也就是在这时，老程头“疯”了。

                                                      4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是一个下午。刚刚一场寒流过后，天气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正午阳光正盛时，还从屋檐上滴落几滴融化的雪水，只是转瞬间就变成了冰柱，悬挂在屋檐上。我把从林场里各家各户收集来的蘑菇，分类捡装，封存在真空包装袋里。这些蘑菇，是外地的客商向我预定的。

  老程头走进屋子，看见我正手忙脚乱的忙乎着，他没有做声，只是帮我打着下手，捡拾着蘑菇中的草棍木屑。

  待到彻底的忙完，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我忙乎着要炒两个菜，喝一盅，感谢他的帮忙。

  老程头制止住了我。

  老程头开口说道：“小韩哪，咱这林场里的人都管你叫‘大能人’什么难事到你手里都能办妥，俺求求你，你看能不能帮俺一个忙？”

  老程头说这番话时，一本正经，表情严肃，尤其是额头上的“川”字纹，几乎要挤在一起。

  我笑了，这老程头，啥时候变得这么见外了？居然跟我还客气起来了，这分明就是没有把我这个“酒友”当成朋友嘛！我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

  “你这老头，尽说些见外的话。就凭这几年没少喝你的酒，你什么忙我都得责无旁贷的去帮，还用你用‘求’字吗？说吧！是要我帮你卖黄芪还是卖蘑菇？”

  说完这句话，我拍了拍胸脯，示意他有什么事尽管说，我都会帮他办到。

  “帮俺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老程头说。

  我吁出一口气，心里很失望。说实话，这几年来，我可没少喝他家的酒，吃他家的饭。每年到了八、九月份，我和媳妇儿就会日日进到山林里，采集山产品。劳累了一天回到家时，往往老程头已经做好了饭，在等着我们。这一份情谊，我一直想要找个机会报答一番，可这老程头，从来没有麻烦过我，即使我想帮他劈些过冬用的烧柴，都没有机会，每年他早早的就将家里的烧柴劈好、码牢，根本就不给我机会。如今终于有了机会，却只是让我帮忙买张火车票，这么简单容易的事，还能称作“帮忙”  吗？

  我说：“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你什么时候买到，俺就什么时候走。”

  我诧异了一下，想了想说：“那就后天吧！火车站我有认识的人，我让他给你留一张下铺。你老人家好不容易出趟门，怎么着也得坐舒服些。”

  “不是我要买！”老程头拧着眉头说。

  我又诧异了一下，继而拍着胸脯说：“谁的都行。只要你老人家开口了，我一准都帮你办到。到时候你把那个人的身份证给我就行。”

  “没有身份证。”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不消说，肯定是身份证丢失了，无法购买到火车票，这才想要我帮忙的。

  “没问题！你把这个人的户口给我，我去给他补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就能买到火车票了。”我信心十足的保证。

  “也没有户口。”

  “工作证呢？”

  “没有。”

  “退休证呢？”

  “也没有。”

  我有些发懵。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那就是“黑户”了。不过这也难不住我，我告诉老程头，我们可以去当地的派出所开张证明，有了这个证明，就可以办张临时身份证，购买火车票。

  老程头再次摇头，否决了我的提议。他的话简洁干脆：“去不了派出所。”

  “不会是个逃犯吧！”我灵光一闪说。我倒吸一口凉气。这老程头，一把年纪了，可别干了违法的事啊！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跳进火坑里。

  老程头白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用“逃犯”这个词，感到很不满意。

  “你想哪里去了！我是说这个人……这个人……，他……他是死人。”

  这句话，没有让我感到诧异，而是让我感到了震惊。带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老程头疯了。

  我摊开双手，明确的表示，这件事儿，我实在是办不到，无能为力。

  老程头很失望，额头上的“川”字纹，已经挤到了一起，变成了个“1”字。

  临走时，老程头看着我，语气失望而气馁，说道：“林场里的人都还说你是‘大能人’哩！俺看你是驴粪弹子表面光，绣花枕头一包糠，竟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我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只能在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平日里好好的老程头，咋还疯了呢？居然要给死人买张火车票。直到他走进昏暗中时，心有不甘，才对着他喊道：

  “不是我不能帮你办呢！而是你老程头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哪有死人要买火车票的啊？”

  老程头头也不回的回了我一句：“国家那条法律规定死去的人就不能坐火车了？”

  瞧瞧，他居然还说得理直气壮，说得义正辞严，这不是疯了，又是啥？

                                                      5

  第二天，我去往林业局里，把包装好的蘑菇按照客商给的地址邮寄过去。待到把这一切都忙完，时间已近中午，请司机李大宝吃了碗大碗面，我们二人就往双峰林场赶回去。

  李大宝原来是林场工队的油锯手，伐了二十多年的树木，常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霜侵雪打，才四十多岁的他，看起来像是已经年近五十的人。封山育林后，他就买辆汽车，干起了个体运输。

  坐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就把老程头要给死人买火车票的事，说给他听。

  “你说说，这老程头是不是‘疯’了？”

  李大宝听后，半晌没有说话。就在我以为他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时，李大宝突然一拍大腿，高声喊了起来：

  “哎呀！我想起来了！他肯定是要给一个叫吴为国的买票。”

  吴为国？一时之间，我没有想起来这个名字是谁，但只是觉得自己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似乎在哪里看到或听到过。

  李大宝解释说：“你到双峰林场比较晚，自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算来的够早吧！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只是听工队里的工友们说起过。”

  我陡然来了兴趣，让他仔细说说这里的事情。李大宝有些为难，挠挠头说：“我对这里的事情，了解的也不多，只是听年纪大些的工友谈起过，很多年前，说老程头曾经和这个吴为国有个约定，说要一起去北京一趟。结果还没等去北京，吴为国就在一起架杆倒塌的事故中牺牲了。至于其中的细节，我也不知道。” 李大宝说完，感叹不已的补充道，“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程头还记得这件事哩！”

  李大宝的话，让我对这件事儿，也有了兴趣。当即决定，待回到双峰林场后，拎上两瓶酒去找老程头。

                                                6

  我的叙述，很可能会不完整，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所遗漏。因为当天晚上，在老程头的絮絮叨叨中，我喝的酒有些多。至于有些事情，是我的主观臆想猜测出来的，因为我深信，这些事情在那时，是一定会出现的。

我也深信， 如果将一个人的平生，一一摊开，完全展现出来；他的过往，就是那个时代的过往。

                                                7

  1975年的五月，程焕民与百十多号人、男男女女、乘坐着二节铁皮罐车来到了北岭林业局。北岭林业局刚刚成立五年不到，到处都在繁忙的建设中。即使他们乘坐的火车，也仅仅是刚通车一年。

  程焕民他们这一拨人，是从内蒙和小兴安岭抽调来，加入刚刚成立的双峰林场。在他们下了火车，又坐上来迎接他们的汽车时，程焕民还在想着，他们要去往的双峰林场，肯定要比他在内蒙古时的嘎啦河林场大很多，也会气派很多。很显然，有着这种想法的，肯定不止他一个，坐在他身旁一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经过一番短暂的交流后，就算认识了。这个人就是吴为国。在得知程焕民要比自己大上三个月后，吴为国便称呼他“程哥”。

  “程哥，到了双峰林场后，我和你住一个宿舍。”吴为国提议道。

  “那当然！你是小兴安岭的，俺是内蒙古的，这得多大的缘分，才凑到这里认识了。”程焕民很高兴自己刚来到这里，就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经过两个时辰的颠簸，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双峰林场。只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所谓的双峰林场，只有十来栋刚刚建成的帐篷，在等候着他们。

  “这就是双峰林场？”吴为国惊讶的问道。眼前的景象，和他想象的，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经过短暂的惊讶，程焕民点了点头。他的心思细腻了些，他将双峰林场的东山处指给吴为国看：“瞧。那里不正好有两座尖尖的山峰嘛！”

  山峦挺拔，陡然而起的两座山峰，孤傲的挺立在群岭之间。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就像在一张白纸上，他们的到来，画上了第一笔。

  双峰林场的建立，是本着当年建场、当年生产木材的初衷。时间紧、任务重，整个夏秋季节，所有的人，都是一边基建，一边抓紧从事木材生产的准备工作。因为程焕民与吴为国，之前都当过拖拉机的助手，来到这里，直接升为师傅，在来到这里的第二个月，每个人接手了一台拖拉机，进驻到山林中的生产工队里。

  第一年，工队里连电都没有，收工回来后，大家伙儿就在帐篷里燃起自己用铁盒子做的柴油灯。那东西亮堂倒是很亮堂，就是不断的向帐篷里散布黑烟，每天早上醒来时，大家伙儿的鼻孔，都变得漆黑。漫长的冬季夜里，程焕民与吴为国两人，铺挨着铺，听着外面的寒风呼啸，每天有着说不完的话；相互探讨一天来的集材工作经验，说说彼此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奇闻怪谈。也就是在那时，两人在无数个寒夜里，凝集起来的友情，愈来愈厚。

  第二年的冬季木材生产，工队里的工友们，不但用上了柴油机发电，林业局里还为他们配备了一台收音机。这台小小的会发出声音的匣子，成为了工友们每晚躺在床铺上，必然要收听的活动。只是由于白天的劳累，往往在他们刚刚收听了一半的《杨家将》时，帐篷里的呼噜声，就已经此起彼伏。

  就是这收音机，伴随着他们，度过了七年的时光。七年的光阴里，他们不知听坏了多少台收音机。直到1982年的那年冬天，林业局为了给山场作业的小工队改善生活条件，不但配备了小型省油的发电机，还配备了黑白电视机。

  电视机让他们在山里的夜晚，不再枯燥，不再无聊。只是山林里信号不好，常常在看得紧要处，没了信号，屏幕上只留下密集的雪花。说来也怪，工友们谁出去摆弄那根高高的信号杆子，都摆弄不好，常常将还有点信号的电视机，弄得一点都没有了，搞得帐篷里的人急得直跺脚，只有吴为国出去，三下五除二的晃动晃动信号杆，电视立即就来了信号。

  程焕民称呼他为“信号指导员”。

  在一次临近元旦节日的时候，工友们吃完饭，围坐在电视前，看着每天七点都会准时出现的《新闻联播》。看着电视中伴随着雄壮国歌的乐曲，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天安门图像时，吴为国纳闷的说了一句话：

  “这天安门城楼的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颜色的了！”

  “不对，好像是棕色的。”有人提出异议。

  “那里是当年皇帝住的地方，肯定是黄颜色的。”

  “怎么可能！我看我儿子画的天安门，上面就是棕色的。”

  “我看过一张年画，那上面明明就是红色的。”

  程焕民咳嗽了一声，说道：“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颜色的，依俺看来，还不如亲自去一趟。咱们这里也通了火车，去北京也不远哩！”

  程焕民的话，换来众人的一通大笑。虽然大兴安岭的深山里，通了火车，可北京，依旧是很遥远的存在。可这番话，却在吴为国的心里，像一颗石头扔在湖水里，激起了涟漪。

  “对呀！我们可以去一趟嘛！”吴为国神情激动。“长了这么大，还没有去过北京，还没有看过天安门哩！程哥，咱俩一起去。”

  程焕民犹豫了一下，看着他激动难奈的神情，立即答应了下来。

  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甚至当晚，两人躺在被窝里，半宿没有睡觉，小声的讨论着去北京的计划，甚至连一路上都要带些什么吃的都计划好了。

  在以后的整个冬天里，两人不断的修补着这个宏伟的计划，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个计划，成了两人之间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每次讨论一番，都会发现新的疏忽。

  冬季生产结束后，两人的计划还未得以成行，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夏季生产任务中。而后就是维修机械，采伐楞场，直到下一个冬季来临，两人的去北京计划都没有时间去实施。

  无奈，两人只好约定来年春天再去北京。

  只是这个冬天，成为了程焕民心底永远的痛：小工队装车场的架杆倒了，带着一车的原木砸在吴为国驾驶的拖拉机上……

  自此，程焕民再也不提去北京的事。但忘却并不等于没有，他把这件事埋在了心底。直到退休后，终于有了时间，他要完成这件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他要带着小吴的照片一同去趟北京，去完成他们两人年轻时定下的约定。

                                                  8

  我看了吴为国的照片。一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站在一片白桦林前，开心的咧嘴笑着。即使是一张黑白照片，并且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已经开始泛黄，我还是看出他身后的天空，是如此的清澈、蔚蓝。如今，岁月已经催白了老程头的满头黑发，却没有撼动埋藏心底的这个愿望。如今，他要和那个正在咧着嘴笑的年轻人，一同去赴一场多年前的约定。

  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是想就用我的身份证买张火车票，然后在上面写上“吴为国”的名字。这个做法并不好，就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觉得很“虚”。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主意。

  我说：“老程头，你等我个三、四天，我有一个好主意，这回，肯定会让你满意。”

  第二天，我去林业局里去一个老同学，他在档案室上班。

  在档案室里，我俩费了一上午的时间，才在密密麻麻码垛的资料中找到了吴为国的档案和事迹。在档案中，我看到吴为国的妻子叫冯娟，有个儿子叫吴兵。冯娟在吴为国死去三年后，带着儿子改嫁到了另外一个林业局。

  我这位老同学听完我的一番诉说后，大为感动，他说：

  “这可比俞伯牙摔琴还感人哩！”

  老同学立即用他的关系，用手机联系到了那个林业局的劳资科，向那头打听吴兵这个人。

  半个时辰后，那头来了消息，说这里确实有个叫吴兵的人，现在在林业局防火办上班。在确定他的母亲叫冯娟后，我再也等不了了，立即唤来一辆出租车，赶往那里。

  三天后，我亲自送着老程头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他对我这次出的办法很满意；我是用吴兵的身份证买了来回进京的火车票。

  “还是你小子有办法。”老程头夸奖了我一番。

  我依稀的记得，认识老程头这么些年，除了那次风雪中给他送平衡轴夸奖了我一次外，就是这一次了。能得到这老头儿的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啊！

  半个月后，老程头回来了。我去火车站接他时，他悄声对我说：“火车每次停靠在一个站台时，他都会掏出吴为国的照片，对着窗外，让他也看一看。同时在心底磨叨着：小吴，又到一个站了，咱们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