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童年的记忆，总是从吃和玩开始。我们小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动不动就是什么电竞游戏，游乐场，最好玩的，莫过于夏天的打麦场了。每年麦收之前，大人们总要在田间地头用大青石滚碾出一大片场地，用于碾麦子。那时候的麦子不像现在用联合收割机，全是人力畜力拉着石头一圈一圈把麦子碾出来。麦子碾干净后的打麦场，则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一垛垛的麦秸杆静静的蹲在麦场上，温柔，沉默，像母亲一样呵护乡村的孩子，就是摔上一跤，也软绵绵的，丝毫不觉得疼。孩子们在这捉迷藏，“立墙根”——两手撑地，双腿向上猛一用力，以两脚蹬住墙为准。但在硬地上做不好，会狠狠的摔上一跤，在麦场上就不一样了，尽管放心摔，一点都不用担心会摔疼。
最妙的是雨天啊。雨天是农家最喜爱的日子，因为劳作了多日的父辈们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借口好好在补上一觉，而孩子们则无一例外的倾巢出动—— 破着让家人们骂一顿或打一顿。一般头上都顶着一块塑料布，（多半是化肥袋做的） ，个别奢侈的，打着黑尼龙伞，脚下踩着“咯吱咯吱”的水泡，去麦场上玩。每个人都在麦秸垛的下边，掏出一个窝来，能把自己小小的身体蜷进去就好。钻在自己的窝里，那份自得，满足，舒适和惬意，现在想来，是在多豪华的房间内也体会不到的。
雨住了，孩子们一个个拍着手，把身上的麦秸杆抖下来，几个人一合计，挖知了去！雨后的小树林里，特别容易挖着知了。地上凡是有小洞的地方，用手往里抠，准能能挖出来一只还没褪壳的知了。挖的多了，用袋子装上，到家倒到脸盆里，洗两遍，再加点盐，用清水泡几个小时—— 为的是让知了把口内的泥吐尽。收拾干净之后，放在煤火边，焙上一晚上，或讲究一点的，大人用油锅焙，焙的焦黄喷香，便是一顿美食。（那大概是最早的烧烤吧。）
或者去树上抓“椿娘娘”。 “椿娘娘”是生长在椿树上的一种色彩艳丽的虫子，孩子们常抓来玩。其实就是“磕头虫”——一种会点头的虫子，貌似磕头，所以叫“磕头虫”——都是孩子们的玩物。
那时候好像也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有那么多的作业。放学以后，把书包一抡，挎个篮子，呼朋引伴，挖猪草去呀。田野里，地头边，满是野花野草。女孩们采了一种叫“风葫芦” （好像学名叫益母草）的草，从中折上一段，两头带花，中间一段是梗，颇像一个小杠铃，拿细棍在梗中间穿过，对着嘴吹，便“忽忽”的转起来，和小风车一样。男孩子则“斗草”——折上一种植物的茎，两人从中间套住，猛地一拉，断者为败。更有巧手的女孩子，找些比较长的茎来，隔一小段折去一截，单剩皮连着，做成项链或手镯挂在脖子或手上，一个个美的冒泡。直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相顾篮子里遮不住底的猪草，又胡乱的扯些完事。
如今的我，睡在空调房里，却再也无法领略夏季午夜的清风和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成了一种奢望和回忆。今天的孩子们，一个个嘴里背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谁又曾真正体会到春日的酣眠，而晴光里屋外的鸟声如洗呢？现在的人们，一年四季，应季的，反季的水果琳琅满目，而我们的顾虑却大于食欲。这使我倍加怀念儿时河堤边的青杏（因为长不熟便被孩子们摘光了），道旁紫红的桑椹，甚至去林场里偷摘的酸苹果，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过年也是令人忘怀的。大人们忙，孩子们也跟着瞎转悠。而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过年前写春联。春联自然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祖父。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祖父很乐意帮乡邻们这点忙。到了二十七八，各家各户便相继把自家买的红纸送过来，而我和祖父和忙活起来。先根据需要裁纸——或是斗方，或是长条，或是横批。然后再写—— 贴在院子里的，便是“春光满园”，贴在衣柜上的是“衣服满箱”，贴在灶火边上的，一般是“小心灯火”或“人丁兴旺”，牲口棚里，一般是“六畜兴旺”，而家门口，则一律是“出门见喜”。我的任务是帮祖父拉着纸，因为有的长幅比较长，案上铺不下，就用手慢慢拉着纸，一个字一个字写。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一些个对联，什么“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田竹叶三”，什么“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什么风卷竹帘龙摆尾，雨打花心凤点头”，比起现在满是财啊，福啊的，雅致的很多。
春联写好以后，要逐一摊晾在地上，待到墨完全干了，才一家一个小卷的卷起来。那时候，屋里常常连人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家里却没有一个人有一句怨言。送春联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通常是由我来完成，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因为每到一家，便会听到感谢和夸奖的话语，使人如沐春风，而我小小的心里，满胀着自豪和尊荣——那是帮助别人而产生的。而归来时，衣兜也多半是满的，乘满了淳朴的乡邻们送的糖块和花生。
现在的孩子们有幸，生在今天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不幸，生在一个贫困的时代。但幸与不幸，却是一种辩证。生长在物质里的孩子们，可能永远体会不到我们当孩童时的那种快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