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我开学了，开始了我无比期待无比激动的研究生生活。在湖滨之畔，在被舍友戏称为“海景房”的宿舍窗前，我的内心涌动着感恩，涌动着对未来满满的期许。
从15年10月到16年9月，从16年10月到17年4月，我的所有心思都放在司考和考研上面。我是一个如此平凡的人，是的，无比平凡。我又是一个如此不甘的人，我倔强而又顽强。所幸，结果都不算差。
在我沉浸在自己的“伟大”中时，时光不遗余力的在慢慢见证我的“失败”。
开学一周，或者说在开学前的很多周，很多人都在导师争抢大战中或满意或不那么满意的得到了老师的肯定答复。而我，我茫然着。避开特别热门的博导和大佬，我只敢给一些相对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导师发邮件或短信，可是这些邮件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得到很客气的“很遗憾，我的名额已经满了”的回复。
我时而消沉，时而自责，时而又充满希望。要求也从非方向一不选，到方向二也可以，到每年几乎都是调剂的方向三的导师也想去试试。我自责着，责怪自己应该时间更早，态度更积极的去联系导师。可是当我发现，我和室友们前后给一个老师发短信，我得到的回复就是名额已满，而后发短信的她得到的回复就是“欢迎加入”；我发的短信石沉大海，而她的短信就是有时间面谈。
我沉默着，我很委屈。考试成绩没我靠前，司法考试没有通过，只是本科院校比我好，就应该得到特别的青睐吗。
我匆匆忙忙的打听哪个老师名额还没有满，迫切的联系，在我像得到救命稻草的拿到一个导师的手机号，双手颤抖的发出希望跟他一起学习的短信后，他马上回复：有名额，告诉我你的名字。是的，我太激动了，竟然忘记自我介绍，我告诉他我的名字，那一刻，我有些私心，我刻意没有说我的本科学校。他说导师双选时写他的名字就好。那一刻我想哭又想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即使是方向三的导师又怎样，我终于找到导师了。
但是剧情马上就开始反转了，傍晚的时候，我收到短信，问：你的本科学校是××（某还可以的政法院校）还是哪里。收到这条短信，我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我颤抖的发出我的本科院校，得到回复：不简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简单”这三个字，像一根刺，把我的心刺的生疼。那么“差”的学校能考进这个学校，考到这个重点学科，所以不简单是吗？
如果不是这些，我不会突然惊觉，复试的时候，老师问的：你本科期间都学过哪些课程？竟然会是一种带着有色眼镜的质问。作为一名科班的法学生，教育部要求的16门主干课程难道只是摆设，是否真的有必要让我一一列举，并在我漏了哪门课程的时候，严厉的质问我：××课难道没学过吗？在我回答学过之后再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等等。
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学校差呀，我从来不觉得那些带给我法学启蒙的老师差呀。他们也是日韩德留学回来的博士、博士后；他们也是西政、中政、南大、武大等等高校毕业的博士和硕士，他们也充满着满满的激情和才华，他们教出来的学生真的就差劲到得不到一个公平对待的机会吗？
我仍记得我的第一堂法学课，法理学老师带给我的思考，“洞穴奇案”和“电车难题”将我带入法学的殿堂，让我终生受益；国际法老师的信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也将是我此生的追求；民法老师对人生百态的抽丝剥茧让我受益无穷；刑法老师的刚直不阿严厉认真也让我又爱又恼……我怀念他们，感激他们。
可是，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位愿意带我的导师。我放弃了，导师事件就先这样尘埃落定吧。不愿想，不愿再被拒绝，不愿再一遍遍的自我怀疑。我只要等着调剂就好，所谓的双选，不过尔尔。
可是，夜深人静，当我躺在床上，回顾我这一天的经历，感慨颇多。我不愿说我的母校的一句不好，不愿接受被歧视的现状。可是，我仍旧一次次一天天的感受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新生见面会上，系主任声情并茂的夸耀着今年的生源80%都来自211院校时，我的内心十分震动；当别的同学热情洋溢的介绍自己，自己的爱好特长实习经历，我只是一次次的把我的头埋得更低；当专业英语课上，老师全英教学，我只听得懂只言片语，而旁边的同学却不时点头称是，和老师互动频频；当专业课上老师提出一个案例，瞬间齐刷刷的举手声，如同演讲似的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而我只是在纸上写写划划，连举手的勇气都没有；当老师随便布置一个案例分析，要求就是1.5万字，参考案例不少于100个，注释不少于40个，我满是惊讶，而别的同学却司空见惯。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二本院校的法学生，你怕过吗？是的，我怕过，并在持续害怕着。
我怕的不是那若有若无的歧视，不是被一次次的拒绝，我怕的是我和别人的差距是否真的只是大学四年。
四年的差距，不可忽视不可回避，更不可改变。那么接下来的三年呢，接下来的人生呢？未来的三年，我将何去何从，我将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这是值得我，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的问题。
我理解所有，也感激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