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节，是一个缅怀先人的日子。我不能自已地想起曾在我幼小的时候给予我陪伴呵护，而今已逝去三四十年的爷爷奶奶。
我刚来简书的时候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想来想去就决定从爷爷奶奶写起吧。自己的祖辈即是自己的来处，常思自己的来处才会不忘初心，才能脚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为纪念我那一辈子勤劳善良贫穷困苦而又乐观豁达的爷爷奶奶，我写了《爷爷的菜园》和《老枣树与红兜肚》。其中《老枣树与红兜肚》主要是纪念奶奶的，但是，不知为何却反复被系统锁定。后来仔细想想，也许是文章中有一些悲苦的字眼，或者是机器的误判吧！
奶奶出生于清朝末年，在她生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改朝换代和诸多磨难，战争、灾荒接踵不断。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了，人们也开始迎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建设美好的新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需要许多人的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艰苦的岁月刚刚结束，我们的国家迎来崭新面貌之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没来得及过上几天好日子就离开了我们，有关他们那一代人的记忆，自然缺少靓丽的色彩。然而，他们在苦难中仍不失善良与坚忍，勇敢地面对生活，从容地应对苦难，给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他们那辈人的苦与难，更显得我们今天美好生活的弥足珍贵，更应该缅怀先人，珍惜当下，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下面是《老枣树与红兜肚》的正文，以此缅怀我逝去的先人，愿过去的苦难生活永不再现，愿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永远与你我相伴。
《老枣树与红兜肚》
老枣树与红兜肚，把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拉扯在一起，看似毫无道理，其实是因为它们都与我奶奶有关，是我能够记起的与奶奶相关的事物中仅有的与幸福、温情、爱等美好字眼有关的两样物件。
我奶奶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有一百二十多岁了。我奶奶是上上个世纪，也就清朝末年出生的人，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她是农民的女儿，十几岁就嫁给了我的爷爷，爷爷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生的孩子除了我父亲通过读书出去工作外，其余的也都做了一辈子农民，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过着艰难贫困的生活。奶奶一生勤劳善良节俭要强隐忍，前半辈子基本在战乱中度过，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而且还成了家并生儿育女，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后半辈子虽然没有了匪患和战乱，生活安定了许多，但依然每天都要为生计忙碌，为儿孙操劳，直到耗尽最后一分心力。这大概是他们那辈儿人绝大多数的宿命吧！
奶奶去世三十多年了，她活了九十岁高龄，是村子里最高寿的老人，乡亲们都说她是个有福人。她老人家去世时是冬天，那时我已经成年，跟着父亲回老家奔丧，天下着雪，整个世界都白茫茫的。全村的人都来给她送葬，一些临近村上的人也来了，人们根据不同的身份戴着孝布或穿着孝服，使这白茫茫的世界更有了层次感。大家脸上并没有什么悲伤的表情，似乎就是借此机会来聚聚会或凑凑热闹而已。大家互相招呼着，口中说着几乎相同的话：“九十了，喜丧啊！这老婆儿也算没受罪，说走就走了，听说头天晚上还吃了她闺女包的牛肉饺子，是个有福人啊！”我听着这些话，忍不住泪如泉涌，然后就止不住大哭起来。我跪在奶奶棺材旁哭了很久很久，不仅是为奶奶的离去而伤心，更多的是为人们漠然的态度而心痛。多年后我渐渐明白，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艰难生活的人们，对于生老病死早已看淡，如四季变换草木荣枯一般自然，无悲无喜应该就是他们对于死亡坦然从容的态度吧。
奶奶的形象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如果不是她仅存的一张画像，我也记不清她的样子了。但是，有两样东西却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老家的那棵老枣树和传说中的红兜肚——想起奶奶就想起它们，想起它们就想起奶奶。
自从我记事起，奶奶就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太。头发稀疏花白，牙齿仅存三四颗，脸颊又瘪又皱就像一枚核桃，三寸金莲的小脚裹在一条长长的黑布条里，走路有些摇晃，腰背有些弯，但干起活来却麻利得很，还能看出年轻时泼辣能干的影子。我三四岁时被寄养在老家——也就是爷爷奶奶和大伯家将近一年时间，也是我与奶奶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三四岁的小孩儿其实记不住多少事，能记住的都是些印象特别深的或者大人们经常提起的事。
老枣树是从老家院子到街上的过道旁的一棵老枣树，它有着斑驳皴裂的树皮和逶迤伸展的枝杈，斜斜地插在我们家与老大婆家的隔墙中，除了冬季，它都会撑起一顶绿色的伞荫蔽着脚下的土地。
老家的院子不大，三间堂屋，两间东屋，西边隔墙就是邻居家。墙头上一块凹陷处用麦秸给下蛋的母鸡垫了个窝，家里的母鸡要下蛋了就飞上去卧着，下完蛋就咯哒咯哒叫着飞下来；靠墙根是个羊圈，里面经常拴着一到两只羊，或者卧着一头猪；羊圈旁边是红薯窖，红薯窖差不多有一人深，底部向两侧各挖一个耳洞，秋天收获的红薯除了晒成红薯干，剩下的都储存在那两个耳洞里，这就是一家人大半年的主粮了。那时候，夏天收的麦子绝大多数都交了公粮，一家人能攒下个一升半斗的，也多是靠孩子们在收获过的地里捡回来的遗漏的麦穗，小心的揉搓出麦粒，磨上几斤面，有贵客来时和过年才舍得拿出来擀点儿面条或包顿饺子，平常是万万不能随便吃的，否则就会被视为不会过日子的败家子儿。
我之所以对红薯窖的情况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大人经常叫我下去拾红薯。叫我干这个活儿并不是因为我是寄养的孩子而对我的苛待，而是因为红薯窖的口儿比较小，我那个年纪的身材恰好适合下去。每次下去拾红薯，都是大人用绳子系住一个篮子，叫我坐在篮子里，然后把我和篮子一起放下去，等我把红薯装满了篮子他们再把篮子拉上来，这样反复几次，最后我再坐到篮子里被拉上地面。第一次下去还真有点害怕，毕竟里面的光线很暗，而且传说中有的人家红薯窖里还会有老鼠和长虫（老家人称蛇为长虫）。下去几回发现并没有什么危险后，这件事就变成了我喜欢的游戏。每次拾上来的红薯都够全家人吃几天的，所以，我就期盼着赶紧把那些红薯吃完。红薯窖平时都用一个石磨盘盖着，怕人不小心掉下去。堂屋门口放着一个水缸，水缸上盖着用高粱秆纳的锅拍，上面放着用半个葫芦做的水瓢。奶奶渴了就掀开锅拍用水瓢舀上半瓢水咕嘟咕嘟喝几口，然后再叫我也喝几口，这就是我们日常的饮料了。老家地处平原，土地大都种了庄稼，树木很少，更不用说森林了，在那个主要用柴草做燃料的年月，只有重要的客人来时才生火烧开水，人们称此为“烧茶”，其实就是白开水。
奶奶经常在磨盘边支上鏊子，她坐在磨盘上烙饼。当然，这活儿得与大娘合作着干，大娘就在水缸旁的案板上拍饼子。饼子大多是红薯面的，偶尔也会有玉米面或高粱面的，直到七十年代的最后两年，那些饼子里舍得才掺上小麦面，慢慢都变成了小麦面。一两个饼子，夹上一根葱或者一撮自家腌的芥菜丝，再喝一碗红薯茶（也就是清水里煮几块红薯）就算一顿不错的饭了。奶奶常说：“人的肚子是总也填不满的坑，填坑不用好土。”意思就是，不管用什么东西把肚子填满就行了，反正还会再空的。那时候的人们把生活的标准降到了最低，但做人的标准却一点儿也不马虎。
东屋后面是一个柴火棚，里面堆着麦秸黍杆之类的东西，是一家人做饭取暖的燃料，棚子的旁边是两间土坯房，用半人高的土墙围了个小小的院子，这就是老大婆的家了。老大婆也是个小脚老太太，大人们说我该叫她大娘，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这样叫她，所以我也跟着这样叫。老大婆的丈夫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印象了，或许我根本就没见过他。据说他曾经是我们家的长工。听姑姑说，早年间，老大婆的丈夫得了伤寒病快要死了，又无依无靠的，爷爷奶奶就把他搬到家里，用土方儿给他治疗，算他命大又活过来了，没地方去，就在我们家住下，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跟家里人一样。解放后划成分时，因为他与我们家没有亲缘关系，就被干部们认定是我们家的长工，当时，我们家还有爷爷奶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置下的几十亩地，再加上一个“长工”，于是就被划为“富农”成分。爷爷奶奶一辈子都想富，听说被评为“富农”还挺高兴——终于被认可是富人了，却没想到后来为此遭了不少罪。
新中国成立后，老大婆的丈夫分了我们家当街的两间房，又拾了个老婆——就是老大婆——至于为什么叫“拾”了个老婆，老人们说得话很长，我也记不清楚，就没法多说了。然后，就以枣树为界，垒了一道半人高的土墙，分成两家过了。当然枣树还是我们家的。老大婆家没有孩子，我印象中只有她一个人，她家比我们家还穷。村上人都看不起她，连孩子们也经常欺负她。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总是围在她家门口起哄，嚷嚷着“老大婆，敲堂锣，敲烂哟（“一个”的意思），再换哟！”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跟着大孩子们一起叫嚷起哄。或许根本就没有人在乎喊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含义，仅仅是陶醉在因欺负弱者而获得的兴奋和快乐中罢了，就像当年阿Q的快乐一样。每当这时，奶奶就会跩着她的小脚从家里出来，朝着那群熊孩子吆喝两声，孩子们惧怕奶奶的威严，立刻就做鸟兽散了。
每到秋天枣子红的时候，有风吹过，总要落下来一些，当然也会落到老大婆家院子里。孩子们要翻墙过去捡，奶奶总是不让，说落到谁家就算谁家的。而且，当枣子完全成熟全部打落时，奶奶总是支使大堂兄捡最好的给老大婆送去一大碗。
在老大婆家的小院中，依着枣树搭了一个草棚，里面堆些柴火麦秸之类。那一年，不知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只记得是枣树上只有叶子而没有枣子的时节，听说是因为红兜肚的原因，我们家的房子被队上派人扒掉了一半。在房子没修好的日子里，我和奶奶就睡在老大婆家的那个柴火棚里。夜晚，躺在破席子上，透过枣树的疏落的枝叶仰望天上的星星，迷迷糊糊听着奶奶讲牛郎织女和喜鹊搭桥的故事，听奶奶口中反复喃喃着：“月奶奶，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臆想着怎么才能够踩着喜鹊的翅膀走到天上，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完全忽略了身子底下是横七竖八的柴火棒，一点也不觉得硌得慌。
听姑姑讲，姑姑五十岁上下，在当时也是个老婆儿了，她有着极强的倾诉欲，嘴里总是不停地说话，反复唠叨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当时不知是谁向生产队的干部们报告，说我家藏有“四旧”。说起“四旧”，现在的年轻人估计都需要找度娘找答案了。也难怪，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也成为历史了。那场运动的本意是破旧立新，本是好事，但执行政策的人却是各色各样的，各自理解力不同，出发点不同，种种原因吧，最后就各种走样儿了。关于那段历史，各位想了解的话可以查阅史料，早有定论，在这儿就不啰嗦了。总之是发生了不少荒唐的事，导致许多美好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四旧”的概念被无限延伸，比如奶奶的红兜肚。
本来，在我们老家那里，兜肚这种东西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块尺把长的菱形布，上端缀个带子套上脖颈，下面两根带子齐腰束住，几乎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一年四季不离身。夏天，小孩子们都只穿着一个兜肚，既凉快又省布又能护着肚腹不受凉。兜肚什么颜色都有，而且红色居多。为什么奶奶的红兜肚就成了“四旧”呢？原因其一是用绸缎做的，其二是上面绣有一对鸳鸯。虽然后来听姑姑絮叨过很多次这件事，但因为年纪太小，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东西究竟是奶奶出嫁时的嫁妆还是奶奶送给大娘的聘礼，不管怎么说，无疑是一个寄托幸福、温情、爱等美好情感的物件。因为这个东西，奶奶被绑住双手吊在生产队房梁上整整一夜，逼她交出私藏的“四旧”——据说是有人想要找银元。直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房子被扒掉一半，好像还真的挖地三尺，最后，仅仅搜出了这唯一可作为“罪证”的红兜肚。
奶奶常常为被收缴的红兜肚惋惜，总是说“你不知道那一对鸳鸯有多好看，还是谁谁秀的呢！”其他的事却很少提起。
我奶奶十几岁就嫁给我爷爷，先后生过十三个孩子。由于当年贫困落后缺医少药，有的孩子落地儿就没气儿了，有的第七天头上发烧抽搐不治而亡，有的养活到会走路了却不知什么原因就夭折了，活下来的只有我姑姑、大伯和我父亲。我父亲是最小的，他说他记事时姑姑就已经出嫁了。这也是之所以我一出生奶奶就已经很老的原因吧。
我寄养在老家的时候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每天主要是和她在一起。她烧火做饭时，我蹲在灶火旁帮她拉风箱、递柴火；她掐草帽辫儿时，我端着麦秸簸箩给她递麦秸葶；她晒红薯干时，我把她擦好的红薯一片一片摆在新翻过的土地上晾晒；她出去串门，我就拉着她粗糙的手或扯着她的衣角……我白天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晚上就随她一起睡觉。奶奶常常在床头悬挂的气死猫篮里藏一些好吃的东西，有红枣、石榴和柿子、甜瓜，到晚上别人都睡着时偷偷拿给我吃。红枣、柿子和石榴是自家树上结的，甜瓜是爷爷从菜园特意给我带回来的。
爷爷常年住在菜园里，一个人管理着生产队的菜地，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只有晚上回家吃饭，平时就住在菜园的草棚里，一直到去世。
菜园在村子后面，被称为“后园”（在《爷爷的菜园》一文曾详细描述），离家应该不到一千米。我常到那里玩，那里是我儿时的天堂，也是奶奶无尽的牵挂。奶奶常常牵着我的手，跩着她裹得结结实实的小脚，颤巍巍地带我到后园。奶奶总是在能够看清爷爷劳作的身影时撒开手让我自己去找爷爷玩，她返身回家干自己的活儿。我记忆中，爷爷奶奶好像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甚至连话都很少说。主要原因大概是爷爷不爱说话吧！我印象中爷爷几乎没有怎么说过话。爷爷和奶奶年纪差不多，但比奶奶早去世十多年。
后来，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再后来，爷爷去世了，奶奶更老了。听老家的人说，爷爷去世后，奶奶每天都要往后园走一趟，走到从前撒开我手的地方停停再回家。奶奶走路需要拄拐棍了，仍然每天往后园走一趟，走到地方坐路边歇歇就回去。奶奶拄着拐棍也要走几步歇一歇儿了，仍然坚持每天到后园去一趟。直到后来，往返一趟后园要花她整整一天的功夫，仍然坚持着……仿佛那里有她的魂魄。
奶奶活了九十多岁，她去世前仅仅在床上躺了三天。在那年飘第一场雪花的时候，奶奶走完了通往后园的最后一程——终于到另一个世界与爷爷团聚了。
那棵老枣树又在风雨中站立了一些年。后来，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老家，老枣树以及老宅子以及老去的人们都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远离了人们的记忆，渐渐淡化，成为模糊不清的历史，红兜肚的故事也不再有人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