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正在去往机场的车上，此去的目的，是要办一件事情，花钱的事情。办完它，从此成为负翁。不知道是生活走向正轨，还是走向一条漏巷。
临晨的大马路上车辆稀疏，此刻太早。司机攀谈了几句，我没什么聊兴，陷入舒服的沉默中。车是一辆本田七座商务车，宽大的空间，带扶手的座椅，舒服的靠背，合适的温度。我今天应该算穿着得像个出门人，不过还是没有商务派头，是典型的工程师休闲服。
说到工程师，从小就并不想当工程师，我想当的是总理，想的是解放台湾当省长，想的是做大事成为大人物。内心长大了，身体没有长大，父母没有给我大人物的身体，甚至没有大人的身体。也没有给我口齿伶俐和对人情世故的技能锻炼，甚至没有一套合理严谨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的盲目善良而且对事情缺乏规划的家庭环境里。我长大越多，社会给我的冲击越大，我越为自己和家人能在这个充满勾心斗角的社会安心善良捏一把冷汗。
穷人的家庭唯有积极乐观，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与奋斗目标的决心，才能摆脱贫穷。我们家的决心都在爷爷身上，他是这一生我最崇拜的人。
爷爷是4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最后肺癌走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童年贫穷，少年饥饿，凭着两年的初中学习和聪明的大脑，爷爷年轻的时候并不落伍，学过木匠会计电工，最后因为和同事性格不合（具体情况已经不清楚，可能是武斗也未可知）回到乡下当了一个农民。
当农民期间，修过一次房，开垦过田地，开了村里第一个个体经营的商店在八九十年代当上了个体户。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见不得乌七八糟的人和事情，很不幸，在80年代末，邻居的两兄弟把掉线剪断放在地上，电死了爷爷的父亲，后来让他们赔了点钱，从此结怨。听奶奶说，这刘家两兄弟，不做好事，还贩卖过妇女儿童，生性豪强，从来不与我家为善。矛盾积累，终于在零几年打了一架，这一架我们打输了，我们把他们的一个儿子送进了监狱还赔了一万块。我们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姑姑也因此把挣得钱全耗光了，导致后来生意没有继续做大。
而我，因为是独子独孙，怕被暗害，被爷爷送到了县城开始了一个人的求学之路。我从小就是背负了使命的人，振兴家族是我的使命。
也许是被保护的太好，我不会家务不会人情世故，比较害羞，不善交际，加上多年面对家境条件比我好的同学，面对升学竞争的激烈，我选择了一个低调隐忍的性格。并没有时时刻刻都活在聚光灯下，而内心是渴望成为出众的角色的。可惜我不是，现在也做不到。
爷爷教会我的东西我应该要学习一辈子，坚毅，率直，与命运不断抗争，重视家庭和亲人。我永远忘不了他临终为了不拖累儿女，选择服毒的事情，至今想起都会泪流满面。家庭的兴旺是他一辈子的夙愿，命运的安排给了他一些努力的回报，也几次给他打击。丧母，丧子，丧父，打架，癌症，命运的艰辛，让他脾气古怪，但是他依然对家人热爱并寄予厚望。
我小时候怕他，因为他发脾气的样子很可怕，但是现在我很心疼他，并且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真的很苦很苦。他有多少伤心的事从来没有机会矫情，而我还有空闲感到失落。和他的岁月比起来，我的境遇和压力真的不值一提，可是人的情感总是和自己的以往感受进行比较的，或许他们那一代人的艰难生活，早已铸就了铁一般的意志。
如今，我继承他的意志，继续把家庭兴旺作为我的奋斗目标。这些年有些浑浑噩噩，看了许多西方的言论，故事，理论，知道了原来还有很多人并不为家庭而活，而且现在中国的人也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尤其是年轻人。
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自私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自私带来的是更加孤独。我选择离群索居，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社群，而是我受不了社交场合的自我暗示的不合格评价。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苟且，有多少成绩是靠运气和看天命。我不是从小接受严格训练，正儿八经的努力学习得来的这一切，我是得过且过靠着天赋和运气走到了这一步。我有很多不足，让我不敢跻身真正优秀的行列。有时候，我也不服气，所以会避免让负面评价发生在我和真正优秀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不好的，和我追求优秀和上进事与愿违的。但这就是人性不是吗。
社会从1990开始从硬核时代进入一个温柔的泡沫时代，2020开始进入了一个硬核时代。科技硬核，硬科技和底层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是因为上层资源调配的玩法已经穷尽，新的增长点一定来源于底层的创新。硬核经济，商业交易从补贴到卖货，短短几年，泡沫逐渐消失，留下的核心逻辑只有销量，利润和成本。硬核生活，我们不在歌颂轻歌曼舞，奶油小生，我们开始喜欢硬汉英雄直面生活的真实，买低价菜，用拼多多，看打折衣服。在找对象的时候把经济条件也列为无比重要的因素，因为人，在这个时代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我说的一切是指一切下限皆有可能。唯有财富是实实在在的。
功名利禄四个字，从来没有这么真实过。以前读书的时候唾弃不移，真正面对的时候，却是满心向往。并且我们阅读的现代理论和社会观念逐渐将这种追求进行了合理化。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诞生了士农工商的贵贱排序。19世纪60年代，我们的排序是工农仕商，80年代是工仕商农，90年代是仕商工农，21世纪是商仕工农，现在是商商商商。
这是世俗的，甚至是先进的。商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每个人为私利而协作，为获取利润而为别人做事。这符合社会是人们相互协作的本质特征，社会因此而不断壮大，社会生活因此进步，个人的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这是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就是社会信用的泛滥和不合理集中，体现就是货币超发，金融泡沫，和财富集中。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的流通，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体协作的共识支撑的。体现这种共识的手段就是法律，货币和政府。任何一种东西被少部分人的私利绑架都是对社会共识的损害。信用弄断，并不会有好结果，掌握大量信用的人，最后因为把系统损害，自己的信用能换取的东西变得更少。
世界站在十字路口，是继续这种信用竞争，还是选择放弃弄断，把前方给予社会共识。我们既有70年代的紧张，又有繁荣的科技，我们既有信息化智能化深刻巨变的进程，也有商业竞争日趋残酷的真相。如何走入社会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
我们目前是明智的，我们前三十年对世界有了充分的了解，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新鲜事，信息时代加速了这种认知。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浪费时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规模地取得社会共识。我们的共识就是稳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不同立场在于，谁先富起来而已。
个人私利和社会共识，相互促进又相互限制，当个人私利损害社会共识时，应当限制个人私利的无限扩大，但是社会共识的确立由符合人性的个人私利满足而得到发展。因此，完全限制个人私利基础的商业行为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要监控这种私利的相对值。私利被鼓励完全是出于对于社会共识的促进目标的，因此，我们个人私利的满足，需要是平均的，而且需要是有增长性的，也就是要让这种增长性普及到足够多的个体，而不是集中于少部分人。未来的信息社会，我们是可以实时监控个人获利多少的，特别是数字货币发行之后，商业行为将被政府完全透视，私利在多大程度被满足，是可以靠数据说话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实则说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共识体系，它的本质是鼓励个体为他人服务。个体多大程度被鼓励才是全体福祉的指标。因此，完全平均的私利满足标准也是不合适的，欲望水平因人而异。
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获得感，是社会共识发展的难题。土地，水源，矿产，人口，能源，空间，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创造是无限的。社会到一定阶段必定要将一些虚拟的东西列为资源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的信息社会是利用技术，让资源利用量和利用率更高，前些年美国式的发展是让资源利用量上升，我们在资源利用量上升之后逐渐进入资源利用率上升发展阶段。
信息通信的发展都是让资源利用率更高的体现。为什么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土面积和资源人口都不多的国家，能够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获得世界共识的信用(货币资产)。原因就是他们的法律，社会契约，信息技术，保障了资源利用的高效。同样是稀土，它留在非洲的大地上只是狮子奔跑扬起的灰尘，但是在韩国会变成手机芯片，这些芯片帮助全世界的人处理信息。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极大促进资源利用率，我对未来社会共识的促进充满信心。当前主要需要担心的是平衡的把握，相信如果有识之士掌握了社会共识和个体私利之间的关系，利用技术手段，及时调整法律法规，鼓励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这个动态平衡发展将极大加速。
比如，我们的法律，目前是一个标准，并且法律解释是事实后置的，也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觉得不对劲才修改法律法规。而不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做出适当的法律法规调整。未来有一天，我们将获得一种服务就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当时，就能获得法律法规的伸缩标尺。比如闹市的一个停车位，它的权属在高峰时期是偏向公有的，在流量小的时候是私有的。这种权属的灵活性兼顾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现实的。当然这个例子也有欠妥的考虑，比如，如果这个车位不是永远为我准备好的，我可能就不会买它，但是，这种软性的权利，也许在未来拥挤的城市能获得更合理的实现。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当前被用来从事以往成功的商业模式改革，在我看来是不够先进的。它应当在更广泛的课题上加深影响，更加促进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个体私利的平衡提高，和社会共识的不断巩固。
对未来要充满希望，即使现在迷茫，即使遭遇了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