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小路、宣传队和我
1969年，时兴到处大修水电站，我们县的东津水电站上马了，需要大量民工，我和一些知青同时被派去做民工，为建设水电站作贡献。
刚去的时候，我们都是白天出工，挑土、挑石（打炮眼炸石是技术活，轮不上我们）。水利工地上大约都兴上工早，天刚亮就吃完饭出工了。中饭送到工地吃，下午4点左右就收工回营地了。洗完澡，吃完晚饭，时间还早着呢。这么长时间的休息，又没有任何业余文艺活动，小伙子精力充沛，就得找点事情把精力发泄出来。打牌斗地主，输家在脸上贴纸条。但是打多了也腻了，干点什么呢？还是知青有点子，他们很快就想出了新招。
我是回乡的“知青”，跟上海、九江下放的有一定区别，这就是有家有父母在一起。听说我们营地附近的老乡都种小麦，都做面条，我父母就让我带了些家乡小作坊用大米做的米粉（米线）来同当地老乡兑换面条。我的米粉放在一个人造革的旅行包里，拉上了拉链，并且上了锁，因为担心被同伴发现了要拿出来“共产”，那就回去交不了差了。
这天收工后，知青“老脚”和“小姑娘”对我说，他们在出工的路边河滩上看好了一块白菜地，那白菜包得叫一个漂亮！晚上去弄几棵来改善一下。我们民工食堂由于没有钱，只能买当地农民的老南瓜和青菜。大锅炒青菜就像猪吃的潲，太难吃，于是就顿顿老南瓜了。为节省劳动力，炊事员只安排一个人。他也顾不得削皮，就这样连皮切成大块放水煮，起锅时再放点儿油，也跟猪稍差不了多少。长期吃老南瓜吃坏了胃口，如果吃一次大白菜，那也的确是换了口味，是改善了生活了！
晚饭后，天色逐渐暗下来。老天帮忙，是阴天，只有一点点微微的云里星光。“小姑娘”邀我出发去“弄”白菜，我不大想去，毕竟是“偷”，我这辈子还从没偷过别人的任何东西呢！我看了看四周，不见“老脚”的身影。我问：
“老脚”怎么不去？
他？他要准备锅灶和柴火，还要弄点油盐什么的。任务比我们更重呢。
我无话可说，就同“小姑娘”一起出发了。
我们沿着出工的路走了不远就是一片河滩。在河滩上我们这里拐一个弯，那里跃一道沟，走的根本不是路，所以没有碰到一个人，只有天上的云里偶尔露出几颗窥探的星星，诡秘地眨着眼；耳边是各种不知名的秋虫在此起彼伏热闹地鸣叫。我不禁有点忐忑，悄声说：
小姑娘，我们回去算了吧。
别看“小姑娘”外表文文静静的真的像个小姑娘，可是这时他却像个大男人，有股子豪气了。他壮我的胆说：别怕！我们离乡背井来这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当地的贫下中农为我们献出几颗大白菜算什么？
于是，我坦然了。
到地方了。我们一人看准了一棵，拔起来，扭掉蔸，往背上的衣服里一放，就佝着个腰，俨然驼背的样子往回走了。
回到营地，掏出白菜，我们几个相视哈哈大笑。
“老脚”早已洗净了几个脸盆，架好了三快砖头，中间已燃起熊熊炭火，红通通的，扑闪着热腾腾的火焰，还不时“毕剥”作响。他接过白菜，掰掉几片外面的叶子，就在一只桶里洗起来。洗完，架在火上的脸盆里的水也开了。他把白菜撕巴撕巴，就往脸盆里丢。我觉得有点累，也不知是白天干活累了还是刚才“弄”了人家的菜心累，就躺在铺上，不管他们怎么去做这餐“白菜宴”了。
不多久，“老脚”和“小姑娘”叫我起来吃菜，其他几个知青也来了，围成一团，吃得“西里呼噜”作响。我忙起来，叫着，好啊，不等我！从人缝里伸进筷子，夹了满满一筷子也不看就填进了嘴里。
咦？怎么有米粉？我边吃边问。
噢，是找老乡买的。“老脚”坦然回答。
片刻工夫，脸盆就光了，也不知“老脚”有没有弄到油放在里面，只觉得好吃。
吃好了，说笑了一会儿，就去睡了。睡下时，我偷偷摸了摸我的旅行袋，依然鼓鼓囊囊的。我放心地睡着了。
过了几天，我打开旅行袋打算去换面条，却发现里面是一把稻草！我不甘地叫喊起来，“老脚”“小姑娘”等人看着我哈哈大笑。原来是“老脚”趁我和“小姑娘”去“弄”菜时，耐心地把我旅行袋的拉链一点点从锁口推开，从缝隙里掏出了米粉，然后放进稻草，又照原拉好拉链，蒙过了我！
有时晚饭后，我们会几个人在工棚的门口聚在一起唱样板戏。那年月，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广播里天天唱，所以人人都会唱几句。知青因有点文化，就更是唱得像模像样了。我在学校文工团时学过拉二胡，因此我在家时自制了一把“京胡”：用一个竹筒蒙上一块刨得薄薄的平平的樟木板，再设法买些琴弦安上就成了。知青大毛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通常是大毛唱，我拉琴，周围便围了许多人听。他唱了一会儿，再换成他来拉，我唱。有时，其他的知青也会来唱几句。我们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提篮小卖拾煤渣》《打虎上山》《胸有朝阳》《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直唱得喉咙嘶哑才罢休。
有一次，一个知青偶然受了点伤，被就近送到工地医院去清洗创口并敷药，发现那里有一个漂亮的护士。他回来一说，知青们就都蠢蠢欲动，想打主意去医院了。但是，磕破点皮、肚子痛什么的小伤小病我们营地有卫生员，不用上医院。怎么办呢？
晚上用唱戏的方法吸引人家的注意？京胡不好带，况且怎么能在医院坐下来拉琴呢？有人提议吹口琴唱歌。我还有一支口琴，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在傍晚用我的口琴伴奏，一路唱着歌在医院附近游荡。但是，没有效果。不知是傍晚她下了班还是她根本不为我们的歌声所动。怎么办呢？我们愁死了。
还是知青有办法。他们商量来讨论去，认为只有一个办法——住院！
我笑着否定他们的主意：
荒唐！我们这样的大小伙子，身体壮得像头牛，怎么能住进医院？
大毛不以为然：
怎么就不能住院？住院的标准是什么？发烧，体温39度以上！
体温表是你做的？想多少度就多少度？
他胸有成竹地笑笑：我自有主意。到时候听我的。
一天午休时，我们几个请了一会儿假，说是陪大毛去看病。走到医院门口，大毛立即装作无精打采的样子，一步一拖地进了门诊室。一个医生问，哪里不舒服？大毛有气无力地说，头痛，肚子痛，哪里都不舒服。医生皱皱眉头，拿出一支体温表，说，量体温。大毛接过，夹在了腋下。突然，他叫起来：哎哟，肚子又痛起来了，要上厕所。说着就慌慌张张地跑出了门诊室。我们也跟着出来，看大毛究竟怎么捣鬼。
到了厕所，只见大毛拿出体温表，用嘴含着，使劲哈气。哈了半天，拿出一看，还是37度。
我笑了。毕竟他比我小，没学过生理卫生课。我说，口里的温度是正常的恒温，怎么会高呢？
大毛眼珠一转，吩咐我：快去门口倒杯开水来！进门时／我发现门口有只开水桶，旁边有只搪瓷杯子。我忙屁颠屁颠地跑到医院门口，倒了大半杯开水端进了厕所。大毛把体温表伸进开水中。我忙一把抢出来，骂他：你疯了？体温表只有42度，这开水少说也有80度，体温表爆了你怎么办？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我旋转着体温表看，发现虽然只伸进去不到3秒，温度却已升至42度。我说，太高了，看你的样子都不像。就将体温表甩了两下，再看，39.5度。合适了。周围几个知青都一脸佩服地看着我。我说，回吧，太久了就露馅了。我们又一窝蜂回到门诊室。医生说，把体温表拿出来吧。大毛从腋下拿出体温表递给医生。医生一看，不相信地看看大毛，又摸摸大毛的额头。
怎么烧这么高？额头好像不热嘛。
大毛说，我头痛，刚才在厕所里用冷水洗了一下。
医生将信将疑地开了住院单，说，住院。
我们松了一口气，簇拥着大毛进了病房，好像他是一个得胜的大将军。
果然，那个漂亮的护士来了，挂水。大毛乖乖地伸出胳膊。护士拿跟皮条在大毛的胳膊上一扎，他胳膊上的筋就鼓起来了。护士捏着大毛的手，用酒精棉球消毒，然后把针头扎进了血管，只见一股黑红的血回流进针管了。护士松开皮条，调整好滴药的速度后说，快打完了，就叫我。我姓冷，叫小冷就行。说完袅袅离开了病房。
我们一边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护士离去，一边又松了一口气。大毛赶紧拔出针头，让药滴在床头的地上。
我问，痛吗？
痛？你不知道她捏着我手的感觉，跟通了电似的。这个时候还能感觉到痛吗？
我们都羡慕大毛的艳遇，恨不得自己也来上一回。不过，空城计诸葛亮也只用一回，再好的计谋反复用也会穿帮的。我们只好带着一点满足又带着一点遗憾离开医院回工地去了。
下午收工后，我们又来到大毛的病房。大毛说，晚上用同样的方法再“量”一次体温，控制在38度。明天就让体温正常，出院算了。
这天晚上，我们都没劲唱戏了，都在尽量展开想象，想着大毛将在医院度过怎样的一个晚上。
这些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知青在做糗事，似乎不那么光彩，但是在那个艰苦而枯燥的环境里，设法找点这样的乐趣，为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色彩，不也是无可厚非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