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幅明代航海图出发，研究其所在时代东亚海域贸易状况的史学著作，名字叫《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讲这本书之前，我们需要对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有个大概了解。第一，谁是塞尔登？第二，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指的是一幅怎样的地图？只有先清楚这两个关键词各自指的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这本书的精髓内容：为什么一幅源自明代的中国地图会被冠以一个西方人的名字，而这幅地图又如何重现了大航海之后中国沿海东西方交流的繁荣景象。

咱们先来看看塞尔登是谁。

塞尔登全名叫约翰·塞尔登，他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伦敦，出身贫寒，全凭个人奋斗成了著名的法学家、东方学家和政治家，后来还娶了自己前老板的遗孀，前肯特伯爵夫人女士，用今天的话说算妥妥的人生赢家。这位塞尔登先生在生前就名满英伦，他有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据说在1620年左右，他同时受到伦敦上议会和下议会的邀请担任两边的法律顾问，于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上议会跑去问他我们有哪些特权，下议会也跑去问他我们有哪些特权。虽然特权与特权之间不可避免要引发一些政治纠纷，可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塞尔登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有多受尊崇。有关塞尔登的生平轶事我们接下来还会提及，这里你只需先知道一点，这位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学者”的英国人，生前喜爱收藏东方文物，这本书中提及的中国地图就是他的藏品之一。在他所立的遗嘱中，特别提到这幅地图和一只中国罗盘是从一位英国船长那获得的，由于该船长不愿放弃地图，为此他还花了一大笔钱。在他去世以后，这张地图与其他一大批遗物便被捐赠给牛津大学的图书馆。

那么这张塞尔登先生花了重金购买的中国地图上面到底画了什么？这其实是一张古航海图。更确切地说，是一张彩色的，长约一米六、宽约一米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图。这张地图跟今天能看到的地图太像了，哪怕它上面画上了层层叠叠的峰峦，为了装饰或其他作用还画有蝴蝶兰草，但它对于陆地和水域轮廓的线条描绘、对航线的标识却与我们当代使用的地图何其相似。那么问题来了，这可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叶至明代晚期的航海图，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理解、关于怎么画一幅地图的规则都跟今天完全不同，一幅400年前的航海图怎么会画得跟今天的地图差不多呢？

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等于《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整本书写作的出发点。作者一定跟我们一样好奇，是谁在400年前以如此超前的视野绘制了这张航海图？那个绘图者眼中的世界，与中国古代传统天方地圆的世界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裂变？绘制地图的年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所有这些疑惑，构成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的由来。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指的不是一幅由英国人塞尔登绘制的中国地图，而是一幅由塞尔登收藏、捐赠的明代中国航海图。在我国史学界它也有另外的名称，比如《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明末彩绘东西洋航海图》《雪尔登中国地图》等，指的都是同一幅图。它曾在图书馆里埋没了两百多年，直到2008年才被美国一位学者重新发现。消息一经传开便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7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航海地图”。

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卜正民。他是在哈佛大学哲学系拿到的博士学位，却以中国明代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出名，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在多伦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学任历史学教授，还做过亚洲研究学会的会长。刚一出版便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的通史丛书《哈佛中国史》，就是由他担任主编。

在写作风格上，卜正民的著述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的书都非常通俗易懂。他尤其擅长运用各种正史以外的材料，像地方志、商人手册、路程指南、古籍插图这样的历史“边角料”，将特定时期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写进研究著作里，形象地勾勒出几百年前那些中国人、欧洲人的形貌举止，以及隐藏在事件之下的情感特质与价值体系。我们这样评价卜正民的著作，并不是为了暗示他的史学专著缺乏严谨性，而是为了说明卜正民著作中描绘的明代，是一个更为生活化，同时更为世界化的明代。也就是说，他能在同一本书中兼顾同一时期欧洲与中国两方面的史料，真正做到在中西交流研究中搭建一个对话的框架。这种可贵的尝试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中显露无疑。也正是在这样宽阔的视角下，卜正民写道，这本书写作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要给一件古董的巡回展览做宣传，而是要把这幅地图作为一个引子，来考察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

那么，塞尔登的中国地图诞生的年代有什么特殊性呢？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明代中叶至晚期是海上贸易频繁，同时也是海盗猖獗的时代，对欧洲人来说，却是冒险家的大航海时代，也是开辟香料贸易航线、竞争东亚海域贸易权的时代。一张不同于以往绘制模式的中国航海图，其种种不解之谜背后，揭示的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出海航行的路线、东西方交流背后激烈的利益争夺与文化冲突等等状况。正如卜正民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和变革性的时代，一幅幅崭新的图景在眼前展开，旧的知识和观念摇摇欲坠，许多根深蒂固的理论被颇具争议的新观点取代。”

下面我们来集中看看卜正民如何围绕一幅中国航海图，描绘400百年前那样一个复杂又多样、充满冲突却也充满新希望的时代。

全书一共分为9个章节，除了第一章是对航海图的整体描述，最后一章结语是对这幅航海图研究未尽之意所做的总体展望外，其余7个章节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简单来说，第一部分是英国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伦敦，一个名叫塞尔登的社会名流为什么会去收藏一幅来自遥远中国的航海图；第二部分是航海故事，是卜正民根据史料推测的，英国船长约翰·萨利斯的海上冒险故事，实际上也是明代东亚海域中外交流史的缩影；第三部分是航海图故事，在这部分里卜正民将视角转回航海图本身，针对地图上的谜团，试图还原它的绘制过程。

虽然原书的写作结构是这样的，但为了便于你理解，在接下来的具体讲解中，我会先来说说塞尔登收藏的这幅中国地图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为你介绍塞尔登为什么会去收藏这幅地图，而船长约翰·萨利斯的海上冒险故事，我会放到最后再说。

第一部分

既然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地图展开的，我们就先来说说这幅中国地图上几处引人注目却又费人思量的地方。

首先，是这幅地图对中国的呈现方式。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地图中往往会将绘图者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放置在最中心的位置。举个例子，比如明代地方志中常见的方志地图，那么最醒目的地方通常会画上府县官署衙门；明代的大学问家章潢编纂出版的《图书编》中，收录有一幅名为《四海华夷总图》的地图，那上面的中心位置便是中国。《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上虽然也用了大量的面积来表现中国大陆，然而画卷的中心位置却是一片海洋。换句话说，对绘图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内陆，而是大海。不仅东海、南海都被完整地展现，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的形状也非常准确。

说完了地图的呈现重点在海洋，让我们再来看看地图画得准不准。实际上，这幅地图的准确度相当高。有关大陆轮廓的描绘与今天的地图几乎一致，而且在地图上方绘制有一个罗盘，罗盘下有比例尺，这只罗盘又被等分为24个方位，正中写有“罗经”两字，最外围标明了8个方向，比例尺分为10个等份，每个等份又分为10个刻度，这些都透露着欧洲地图的影子，或者说，它透露着欧洲地图的空间组织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中国绘图者学会了欧洲地图的经纬度模型，在地图的背面，研究者们发现有绘图者的草稿、地图比例尺和交叉的航线，卜正民认为，这说明了这幅地图是先绘制航线，然后再往上面填地形外貌。如果是这样，这幅地图的功能性就昭然若揭了：这是一幅用来航海的地图。正因为它的航线数据相对精确，所以放到400年后，它的准确度依然令人赞叹。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幅地图上一处很神奇的地方，那就是它居然画出了磁场特性。这在400年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今天的史学家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出版的历史磁偏角的修正报告能知道，17世纪初，东亚地区的磁偏角大致是偏西6°，而将图上航线对照着罗盘，竟然也是呈现向左偏斜大概6°的角度。这足以证明塞尔登地图上的航线信息都具备磁性编码，反映出地图绘制时北磁极的位置。换句话说，这张航海图是一张相当实用的商业航海图，它未必服务于任何的政治意义，也对天方地圆的传统中华概念没什么兴趣，但它对当时的船长、领航员却有更为实际的作用，它告诉商人应该把船开向哪去。

第二部分

了解了这幅地图的特点，我们再来说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有关收藏家塞尔登先生的故事。他为什么会收藏这幅地图呢？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生活在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收藏这幅地图呢？要知道，不是有钱有名、外加有收藏爱好就意味着他会去收藏一幅看不明白的中国航海图，塞尔登肯定是出于某种个人的、特别的爱好甚至理想才会去做这件事。因此，我们首先要试图描述塞尔登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要说清楚他是什么人，就要先说说他跟当时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之间不得不提的斗争和妥协。

詹姆士一世是个苏格兰人，他跟他的前任，著名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比起来真当得起“平庸”二字。不仅如此，这位斯图亚特家族的国王还很自信，认为他自己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明君主，因此事事要讲究道德原则，同时坚信君权神授那一套，这就造成两个很严重的后果。一个是在他的统治下，由于他带头标榜自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英国教会紧跟其后，教会向信众征收的什一税制度越演越烈。什么叫什一税呢？简单说，就是在新教国家里由教会向信众征收的一种税收，用来补贴神职人员和教堂的日常开支、宗教活动或者救济穷人的费用。一句话，就是向信众征收供养教会的钱。那么信众要捐多少合适呢？按照教会要求，捐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条规定写进法律就被称为什一税法。第二个后果则跟詹姆士一世兼任苏格兰国王有关。多年以来，苏格兰北海地区一直有荷兰人在捕捞鲱鱼，历代英国君主都不屑去管，可詹姆士一世坚持他是该海域绝对的主人，荷兰人得向他交纳捕捞鲱鱼的赋税。

这两件事后来都演变成社会问题，塞尔登一一给予回应。对什一税他的态度是反对的，他引经据典写了一部鸿篇巨著《什一税的历史》，来推翻当时英国教会收取什一税的神圣基础。塞尔登论证道，赋税是基于教堂与信众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不是上帝命令大家这么做。这本书自然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因为影响太大，詹姆士一世还接见了他，给他机会辩解。这一次他辩解成功了，国王没将他关起来。但没过两年，塞尔登由于坚持法律至上、自由至上的言论激怒了国王，被国王以泄密罪关进监狱。

塞尔登重获自由的机会，得益于我们之前提到的詹姆斯一世与荷兰人在海域统治权上的争执。当时，荷兰有位著名的法学者写了一本《海洋开放论》，主体思想就是认为海洋与陆地不同，国家对海域没有主权，海洋应该开放且自由。这个观点詹姆斯一世当然不能同意，塞尔登尽管与国王出发点不同，但由于他毕生坚持的法律精神和主权意识，他也认为国家对于其海域拥有主权。具体到国王詹姆斯一世，他应该统治包括丹麦海岸的整个北海。为此塞尔登写了一本《海洋封闭论》，专门用来反驳《海洋开放论》，这部著作与国王的需求殊途同归，最后成为他出狱的一个交换条件。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斯图亚特时代的混乱与不安，因此也不该对塞尔登出版有利于国王利益的著作以求平安做过多的苛责。而即便如此，《海洋开放论》与《海洋封闭论》仍然是人类历史上具备深远意义的著作，当今的海洋立法始终在这两部著作的理念中寻找平衡之处。

之前我们提到过，塞尔登除了是一名法学家外，还是一名东方学家，这与斯图亚特时期欧洲东方学研究逐渐形成风潮有关。那么什么是东方学呢？有关东方学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欧洲人研究东方的学问，东方是相对欧洲而言的东方，是与欧洲比邻的亚非大陆的东方。发展到19世纪时，这已经是一项跨越多种学科，涵盖多个亚洲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现状的研究。但在塞尔登生活的17世纪，东方学尚处于兴起阶段，它之所以风行欧洲，可能与欧洲大航海时期对亚洲与北非的重新发现有关，但也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们不再满足于文艺复兴以来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有莫大的关系。像塞尔登这样以睿智出名的学者，一生中掌握的东方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甚至还有部分的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对知识充满好奇的人，还因为他渴望突破欧洲现有的知识结构，为他的法学理念寻找更为古老和坚实的历史依据。

设想一下，一位研究航海法、懂得数种东方语言、知识渊博、见识超前的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学者，当他第一次看到这幅彩色巨幅中国航海图时，哪怕看不懂上面的文字意思，也不懂这幅图到底指哪一块地区，图上显示的未知的知识体系也足以令他内心震撼。这就难怪塞尔登要花重金从那位船长手上购得此图。正如卜正民在书中所说的，塞尔登收藏这幅航海图，是由于他坚信“任何一本蕴含东方知识的手稿，都可能具有改变世界的知识，因而需要被搜集和保存，即便目前没有人能读懂它”。

这就是有关塞尔登的故事，卜正民在书中叙述的其他发生在欧洲的故事我们来不及一一展开，但单就塞尔登收藏中国航海图一事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对17世纪的英国学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能不能看懂航海图上的中国文字，而是要将这幅珍贵的手绘地图添加到知识宝库之中，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史料会被人重新发掘，地图所蕴藏的无限秘密会被后人所破解。这其中隐藏的有关传承知识的信念与力量令人感动，但讲完了这个英国故事后，却让我们更为好奇，到底是谁把这幅中国航海图带进英国的，这个人身上又有什么故事呢？

第三部分

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航海故事，确切地说，就是有关英国船长约翰·萨利斯的海上冒险故事。

需事先说明的是，目前史学界关于塞尔登遗嘱中所提到的、那个卖给他中国地图的英国船长到底是谁尚未有定论，我们姑且先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搁在一旁，假定卜正民推测将航海图带入英国的人是萨利斯船长这一说法是成立的，然后，再跟着萨利斯船长一起去探索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和欧洲航海家之间建立的贸易网络。

让我们先对当时欧洲在亚洲的贸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认知。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相继开辟好望角、美洲到中国的航线，万历皇帝登基之前，西班牙便已在菲律宾设置总督，开始殖民统治。到17世纪，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面对来自遥远亚洲珍贵堪比黄金的香料，巨大的贸易利润促使英国与荷兰加入到东亚的海上贸易争夺战中。17世纪初，英国和荷兰的船只频繁在印尼、苏门答腊、暹罗、爪哇发生海上冲突，不是你扣留我的船只，就是我烧毁你的货物，这一争端一直持续到明代末年。请留意，这个时候的英国还不是日后的大英帝国，还没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也没形成日后战无不胜的海上军事力量，他们在中国南海上与荷兰、西班牙发生的贸易冲突往往以失败告终，甚至一度还被迫放弃东印度公司在印尼万丹的商馆。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位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船长，实际上需冒着生命危险在东亚海域上打开航线。他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必要时会像其他人一样变身海盗抢掠其他商船；他也不遵守东印度公司的规矩，运回的货物常常只上缴一小部分，还殴打同事，不给船员饭吃；他甚至没什么虔诚教徒的道德感，因为他竟然胆敢在伦敦传播从日本带回来的淫秽色情图画。总之，萨利斯船长经常让他的上司，东印度公司总督感到头疼。为了平息公司董事会的怒火，总督不得不亲自出马，去到萨利斯船长家里将他那些色情书籍和图画全部没收，公开烧毁。然而，就是这位声名狼藉的萨利斯船长，却能率领商船远渡日本。他雄心勃勃想要在英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中加入艺术品贸易一项，将许多裸体油画作品贩卖到日本。虽然这项生意以失败告终，但萨利斯船长的航行却被载入史册，因为他的航海日志呈现出一幅英国商船与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乃至中国人打交道的复杂图景。

在这里，我们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把萨利斯船长的航行复述清楚。

大概在17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总督提名萨利斯船长率领商船前往亚洲，因为英国人需要在这个时候阻止荷兰人主导东亚的香料贸易。于是，提名通过后几个月，萨利斯率领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从伦敦出发，在海上航行了将近一年半后，他们到达了当时爪哇西部的城市万丹，英国人在这里设有商馆。稍作休整后，萨利斯又再度出发前往香料群岛，也就是今天东印度群岛，包括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岛屿。可在这里，他的商船被荷兰人严密监视，想在荷兰人眼皮底下偷买香料还差点被荷兰士兵击毙。萨利斯转而采取迂回战术，前往被西班牙人控制的小岛，试图跟他们结成联盟，共同阻止荷兰人的霸权。可惜，西班牙驻守当地的总督对此提议毫无兴趣，萨利斯在香料群岛无计可施，只好掉转船头开往日本。紧接着，历史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萨利斯船长来到日本后，居然找到了十余年前因船失事而第一个到达日本的英国人威尔·亚当斯。这位亚当斯已经在日本娶妻生子，完全融入日本社会之中，不仅如此，他还长袖善舞，上至幕府、下至日本商会他都有关系。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萨利斯船长得以顺利见到幕府将军，德川家康还委托他赠送詹姆斯一世两套盔甲，在长崎设立的英国商馆也有这位亚当斯的功劳。从这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英日贸易航线才算正式开启。

有趣的是，萨利斯船长在日本遇到了来自中国福建泉州的商人李旦。在明代禁海之后，东南亚航海贸易的中国商人与水手大多来自福建，分漳州籍与泉州籍两派。这些人大多身兼行商、走私犯、海盗等数重身份，在萨利斯到达长崎的时候，李旦与其兄长李华宇已经在长崎呆了9年，成为日本南部几百名华人组成的商贸团体的领袖，势力庞大。李旦兄弟背后意味着中国市场，因此来到日本的荷兰人也好、英国人也罢，都希望跟他们打好关系，以期望有朝一日能借助他们开启中国商贸的门户。这个愿望虽然与明朝政府的禁海政策相悖，但明朝政府的禁海令却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完全没有操作的余地。

在沿海相对安全的年代，隆庆皇帝也曾采取开海的政策，但要贸易国纳贡称臣，在官方监督下进行交易。李氏兄弟便是利用这点，宣扬万历皇帝行将就木，他设下的禁海令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推翻，而放眼整个南亚海域，只有他们兄弟才有福建商场与官场的人脉，能帮助各国行商贿赂到关键性人物。靠着这样一套似是而非的说辞，以及利用朝廷内部对开放海洋贸易政策的暧昧态度，李氏兄弟为自己和泉州籍商团牟取了暴利，最终造成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商馆负债高达12万两白银，其中6000两是李旦所欠。

这样一个狡猾的福建商人，在萨利斯的船长日记中却被称为“我们的中国朋友”“中国船长”，听起来真是颇具讽刺效果。不过，讲完了萨利斯船长的故事后，我们现在要回到中国航海图的主题上。如果那幅航海图真的是萨利斯船长带回去的，那么它很可能出自一位身处李氏商团这样混杂环境中的中国人之手，他可能对中国古代航海图的绘制法熟稔于心，又见识过西方航海家带来的西式地图，甚至很可能亲身经历过他描绘在图上的航线，因此才有这样一幅具备现代意识的中国航海图的诞生。

总结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基本就是这些了，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说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指的是一幅由17世纪英国学者塞尔登收藏、捐赠的明代中国航海图。这幅地图上呈现的特质表明，这是一幅用于航海的实用性地图，它的准确性相当高，且兼顾了磁场特性。

然后，我们又说了塞尔登先生的故事。他是英国较早研究海洋法的法学家，也是一位掌握数种亚洲语言的东方学家，他相信东方学中藏着改变现有知识的力量，因此才会花重金收藏这幅自己看不懂的中国地图。

最后，我们提到了东印度公司下属的丁香号船长萨利斯，他有可能是塞尔登遗嘱中提到的将这幅航海图从亚洲带到伦敦的英国船长，他的航海冒险经历是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与交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