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王定烈，1919年11月21日出生，从小没了父母，有一个哥哥叫王海烈，比他大许多，早安了家。他基本上是在几个叔父家轮流帮做农活，放牛，带小孩长大的。他的四叔王必全住在同村，基本跟四叔相对时间多些。他四叔有两个儿子，老大王西烈，老二王喜烈。父亲成人后就顶了王西烈的壮丁名额去当了兵。几年后回到家乡和我母亲结了婚。后来赶上了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家乡四处拉壮丁，父亲又被拉了壮丁。河东拉的壮丁都集中在板桥六圆冲的一个四合院里。在那次拉的壮丁里有一个当时板桥本地的土匪头组织暴动，一天晚上所有的壮丁集体逃跑，我的父亲也跑了。当晚天色特別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带兵的一个连长呜枪警告带人追撵，在一山坳里追上了那个士匪头被土匪头按倒地上掐着脖子打晕了连长他逃跑了。当晚也追回了很多壮丁，只是板桥附近的壮丁路熟地形熟跑了。我的父亲也被追回去了。为了警告这些壮丁，当晚所有被追回的壮丁都受了皮肉之苦。我的父亲后来被那个连长误指为那个打晕他的土匪头，当晚被打是自然的，还一路五花大绑被押送到部队的驻地陕西汉中。到了部队后师部召开士兵大会。据说当时的部队是国民党三十八师，师长很开明在士兵会上他征求士兵的意见说是枪毙还是惩罚，士兵们都跪地求情说不要枪毙我父亲，师长这才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那就绑起来打吧。于是，士兵们就用一个长杠子放在背后，两只胳膊绑在杠子上用小碗粗的木棒打，打晕了用冷水泼醒，泼醒后，士兵们抬着杠子游操场，游完了再打，一直打到他象死人一样了才把他拖到一间屋子关着。很长时间，这个消息才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撕心裂肺，心如刀搅非常难过不顾一切的去寻找父亲，讨米要饭找到六圆冲，找到南漳，千辛万苦找到陕西，最后找到汉中，找到三十八师师部，给师长下跪哭诉父亲是冤枉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师长才说要我母亲回老家找当地的议员李老九写个父亲是老实本份的庒榢人的证明到部队去。毌亲是一个妇道人家，在当时的社会，一没有文化，更没有社会知识，要见议员一面比登天还难。母亲知道这个证明是无论如何也是开不到的，只有绝望地吃尽千辛万苦回到了老家。父亲在部队遇上一个宜城河西茅草的当兵的，也姓王，而且是一个家族的，论辈份比父亲低一辈，他非常同情父亲遭遇。这个人也叫王均义，当时年青，还认识几个字跟伙房的关系可以，他每天找伙房要点吃的，跟看管士兵说好话到警备室里喂稀饭，喂米汤，使父亲的伤逐渐好转。后来父亲的伤好后就在部队的帮厨。在一次运米的途中被另一支势力强大的部队掳去上了战场负了伤，他爬进了一栋房子里，其他人都拆走了也没有人管他。这时曰本的飞机来了，我父亲刚从屋里爬出来，爬到屋檐沟里，那栋房子就被一颗炮弹炸倒了，又算朵过了一绝。自那以后父亲带着伤痛一路讨米要饭回到了宜城，在一个夜晚模到了母亲的娘家。
母亲回到老家就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了。有的就是乡亲们的传说，有传说父亲在部队打伤后伤根本就没好已經拖死了，有传说父亲在一次打仗中被打死了。家族上的长辈们也设有准确的信息。这时父亲的嫂子就张罗着给母亲另找人家。长辈们也不知父亲是死是话也没有人出来阻拦，就在第二天男方要来接人的时侯父亲赶回来了使得这个即将破碎的家才得以团圆。
父母团聚了，当地已解放了。父母是当然的贫农，分了地，分了房，父母都能干，生活也能自济自足了。父亲是一个有情义的人，很重亲情。父亲的哥哥死的很早，留有一儿两女。嫂孑很早就改嫁了。父亲的侄子叫王均义，比父亲小十几岁，从小就给别人放牛，遭遇和父亲小时侯基本一样。王均义一次在山上放牛遇上了新五师突围从雅口經过问王均义愿不愿意当兵，王均义说愿意就跟新五师走了。走到荊门受到了抯击，王均义被打伤了，后被当地保安团俘掳了。好多战土被当即枪毙了，王均义也算命大，保安团长的父亲要给家里找几个帮工王均义说他什么农活都会做，团长就让其父把王均义带回了家。从此王均义就在这家当上了长工。解放后有跟王均义一起当兵的战士回来了，父亲得知侄儿王均义在荊门后就想给自巳的侄儿找回来，于是在1953年的秋闲时节他一人从家里出发步行到了现在的荆门逐村打听寻找历时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王均义。那时王均义己成了家，有了一儿子。父亲给他们找回来的时候我很小但有印象，记得是一个下午，太阳快落山了，父亲是一付挑子给他们挑回来的，一头是一个小孩，一头是什么记不清了。王均义也是没有文化，当兵时间短，他所在的是什么部队，领导叫什么一概不知，只记得后来部队回来找过他，让他再去他没有去。直到80年代我调到宜城法院工作，找到县民政局给他落实为退伍军人时才知道他当年当兵的部队是王震的部队。
父亲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没有文化不善表达，语言很少，干什么事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解放后分了二亩半田父母=人才算有了自已的土地，还分了=间半厢屋。父亲很能干农活。田埂平坦笔直，沟厢整齐，一年收获秋夏两季。父亲乐于助人，村里的乡亲有事都喜欢请他帮忙。他给别人帮忙从不朵懒，和干自已的活一样尽心尽力。那时乡亲们相互帮忙从不计报酬，也就是主人表示感谢之意，也是为了多些时间干活，吃一两顿饭就完了。父亲太老实憨厚了，又没有语言也不知道表达，只会踏踏实实干活，确实吃了不少亏还受了些冤枉。59年在殴乐徙沟修水库时，食堂被盗了几斤面粉，有人说是父亲偷了，当晚就要梱他开斗争会，后来大队的副大队长桂祖元来了听说是斗王定烈他才说怎么可能是他干的，算了，算了，不开会了。这才免受了冤枉。59年生活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再苦再累他也不说，后来全身肿了，母亲知道了才找到小队干部、大队干部要求换工才算把父亲要回来了。因为老实，60年代，70年代当时地主相对老实些，所以小队的群众就给父亲起了个外号‘老地主’。以致于72年流水区青年书记在我们队驻队时父亲耕田时打了几下牛，被青年书记看到了，问别人那打牛的是谁，别人说是‘老地主’。晚上青年书记就要开斗争会，母亲知道了找到青年书记不依不挠跟青年书记吵架，书记这才知道是个大误会才算了事。
父亲对我特别痛爱。
我小时侯基本上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长大的。小时侯我们住的村子小，人口少，小朋友也少，没有多少伴玩，总想到大湾子里去玩，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特別喜欢蹆父亲去队里开会。那时队里开会都在王家冲，是小队最大的一个湾子，到那去了开会之前总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而且每次开完会我总会睡觉，父亲一定是把我扛在肩上背回来的。
小时侯毎蓬过年，过节父亲走人家总要带着我，在路上走不动了父亲就把我扛在肩上打丫马杈，就象现在我的孙女笑笑每天上学下楼时都要我扛着，两腿放在我脖子两边的肩上。现在只要笑笑要打丫马杈，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打丫马杈的情景。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很少看到他闲到的时侯。五十年代后期不知道是县里还是区里发起的“小湾并大湾”运动，我们离开了南冲，并到了王家冲。我们被安置在一间破旧仓库里，后来又搬到小冲子住了两间茅草屋。当时房子很旧，下雨到处漏雨到处摆着盆罐接漏子，从那时父亲就想自已盖房子。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准备材料。白天在队里一收工他就去废弃地南沖挖旧房的墙脚石头、砖块很晚才回家，第二天天不亮起来又去挖，直到天亮时回到家简单地吃几口饭又去队里上工。那时家里生话非常节俭。家里鸡子生的鸡蛋一家人很少吃鸡蛋，全拿到“双代店”换钱。那时挣钱的门路很少，农村就靠卖鳮蛋，砍柴卖，还有卖荊条。那时真是十年攒钱，一年盖屋。为了盖房，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十几年我们家全体成员吃尽了苦头，才在聂家湾的后山上选了一块地盖起了三间砖瓦结构的正房，两间厢房，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新家了。我们的这个家也是座落在一个山丘的尽头坐东朝西，三面高中间低近似一个圈椅形。门前平整了一块场地，场地坡下是渶河二库下来的长渠，渠的旁边是一个小堰塘，水渠基本是穿过小堰塘的，所以一年四季都有水流，我们顺着渠坡修了阶梯，顺着渠栽了槐树，房后载了杉树，修了猪圈、厕所，几年后从远处看去很象一个美丽的小村，我们一家人都很爱这个家。直到后来几个妹妹出嫁了，我也在城里分了房子把母亲接到城里了才把那些房子卖给了别人。
父亲个命苦的人，一身没有享到福。在我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全社会物资贫乏，人们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家更是困难。我们家孩子多，父亲更是非常克俭。父亲喜欢抽烟，盖房子后，经济特别困难。那时的香烟最少卖八分钱一合，父亲确实想抽烟了就拿出一根掐半根抽，畄下半根下次再抽。为了不跑烟浪费，有时点燃烟后双手掤住捂住嘴将所有的烟都喝进了肚子里。现在每逢想起父亲抽半根烟的时侯，我就想起了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在村头抽烟的情景。71年我参加工作在武钢鸟龙泉工作。有一年我在武汉买回了两瓶黄鹤楼的酒，当时黄鹤楼的酒包装很简单，就是用500毫升的吊针瓶装好酒，外面贴上白纸写上酒名放在商店出售，一并只卖块把两块钱。父亲非常珍惜，每次晚上高兴的时候总是笑咪咪地拿出酒喝一两口又放进柜子里，两瓶酒喝了一年多也没喝完。
父亲一生勤劳，生活非常俭仆，为人老实憨厚纯朴，不善语言，但是不蠢。生活中还善于摸索总结经验。每年夏天中午太阳好，他有空闲时间，他就到符近的田冲、堰堂边转转，囬来时总带有几个鸟蛋，野鸭蛋，或是一两只甲魚或是乌龟。有一年夏天，我跟父亲跑了一次，看到父亲逮甲鱼真是有一套办法。我们在一个堰埂上走，斜对面小树枝上有一个甲鱼在上面洒太阳，见到我们后就扎进水里了。父亲就赶紧下到水里，用双手同时使劲拍打水面，使水中发出闷声，甲魚惊恐中就往凝泥中扎，水面上就翻起了水泡，父亲就顺着水泡在凝泥中就把甲鱼逮着了。有一年夏未秋初的时侯，父亲在大马林大堰埂下田沟里找黄鳝洞，在田的东南角离沟有五十公分左右高的一个斜坡上有一个大洞，通往洞口的斜坡上有大大小小的乌龟脚印，父亲用一根棍子朝洞里捅了几下，听到洞里有“咕嚕”的声音，还用棍子拨出了几个乌龟，父亲可能意思到这里面乌龟很多，叫我快回家拿两个篮子，拿个钉爬来。我跑回家拿了两个大提篮，一个四齿的钉爬来，父亲就用钉爬把乌龟往外爬，我就帮着把乌龟往篮子里捡，后来篮子的鸟龟多了，有的乌龟申出头想爬出篮子，父亲就让我专门招护篮子，不让乌龟爬跑了，他就一只手用钉爬从洞里扒乌龟，一只手往篮子里捡，那天从这个乌龟洞里足足逮了两提篮鸟龟。那个时代整个大河东就没有市坊，人们也没有在街上卖东西的习惯。逮回去的乌龟分几次煮熟了把肉炒吃了，乌龟壳拿“双代店”卖了。那时乌龟壳一个卖几分钱，最大的五分钱，也有一分钱两分钱的。两篮子乌龟壳卖了将近十块钱。现在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捞鱼摸虾直到老了还喜欢钓鱼，这大概都与父亲的遣传有关。 二
我的母亲叫周子兰，1921年农历10月初9出身在汉江西岸的一个平原村子的贫困人家。13岁就来到了我四爷家，也算是童养媳。她比父亲小两岁，两人都是末成年人，也算是四爷给父母抚养长大的。直到解放后，政府给父母分了房子，他们才独立出来。母亲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但人长得很漂亮，一米六几的个子，不胖还稍膄，显得修长。皮肤不白，红润还略带粉色。肤色象朱迅梢显白点。在汉江河东雅口地区方圆几十里都算得上是一个村花。
母亲一生没有上过一天学，但还识得不少字，这都是解放后扫盲的时侯和平时她自己漂学的。她会画画，剪花，绣花。和她同龄的人经常找她学绣花，有时也有人找她在袜底上画上花后自己去绣。她从小心灵手巧，在她那个时代，会裁衣服的人很少很少，但母亲很年青的时侯就会裁衣服，缝衣服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的衣服，只要她把人的身体一量，或是将旧衣服一比她就会缝制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农村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每到农闲时候家庭妇女都要给家里人赶制衣服，有的家里要作的衣服多了就一家搭个台子；有的几家搭个台子请几个妇女在一起给家里大人、小孩作衣服。几乎所有请人作衣服的主人都要把母亲请去帮她们裁剪，一起缝制单衣，棉衣。母亲一生乐于助人。村里男女老少有事只要找到她，她都要丢下自己的事也要去帮助别人。所以村里人都很尊敬她，大人喊她周大姐，年青人都喊她周大妈。
母亲出身穷苦人家，心地特别善良，一生乐善好施。刚解放的时侯，一到农闲的时候，湾子里就经常有来往的讨米要饭的，只要是要到我们家门口的，母亲就要给他们一碗饭，几把米。其实那时候我们家里粮食也不充裕，我们经常吃菜稀饭，有时还吃荊条叶的干饭。有一次，有一个岁数很大的老头讨饭要到我们家门口，母亲很可悯他，给他盛了一碗饭让他吃了，走的时侯还给他了一大碗米，老头颤颤惊惊，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一生共生育了9个子女，只存活了現在的我们5姊妹。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妖拆了。还有一个弟弟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取名呌王均光，因为没有奶吃一岁就死了。也正是因为母亲妖拆了几个孩子使她悟出了很多小孩、妇产方面的知识。在孔畈、邓林两个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母亲很会医治小孩方面的毛病。在解放初期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农村妇女生小孩没有一个是在医院生的，都是在自己家请个“检生婆”生的小孩。母亲也会检生。记得我小姨生表弟李金柱的时候，表弟刚生出来的时候不会哭，光张嘴，没有声音，母亲就拿把剪刀用酒烧了下，把小孩舌头下面的连筋剪了个豁，小孩马上就哭出声来了。有一年邓林村的蒋传发为生老二办喜酒，中午快吃饭时，小孩突然抽筋，晕了过去，蒋传发赶紧到我们家把母亲接过去，不知母亲是怎么弄的，硬是把小孩弄醒了。当听到小孩哇哇直哭时，在场的人才露出了笑容，使得当天的喜酒宴办得格外欢乐。从那天以后，蒋传发妇夫二人就改口叫我母亲为妈，直到现在我还跟他们二人象兄妹一样相互走动。母亲没有文化，也没有从过师，但她会用很多小偏方给人治疗一些风寒发烧，头痛脑热的小毛病。她还经常采些艾蒿，槐树枝熬水，用洗、薰、蒸、发汗的方法给年青的妇女治“月子病”。她还会“刮痧”。有段时间，我父亲经常发当地农村说的一种“坐头风”的病。只要一发病，母亲就给父亲刮痧，然后用瓷杂尖放出黑血，父亲的病就好了。
母亲生活在解放前后那个时期，受传统的影响，她的男权思想也比较重，她把男人看作天，有什么好吃的都让着父亲吃，家里来客了，由父亲陪客人在堂屋里吃饭，自己在厨房里随便吃一点，或是父亲和客人吃罢了，自己吃点剩莱剩饭。我长大了，家里来客了就由父亲和我陪客人吃饭，几个妹妹是不能上桌子的。后来我们长大了，社会也在发展变化，慢慢地几个妹妹也能上桌子吃饭了，但是在桌子上大人不动筷子，小孩子不能动筷子，有客人了，客人不动筷子，主人不能动筷子，主人应先让客人请或是先给客人送莱了才算开席了。这些规矩直到60年代后期才慢慢淡掉了，家里吃饭也就随便了。母亲常说家里的男人就是一个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是女人的靠山。所以母亲什么时侯就把父亲和我放在最重要的位子。74年，父亲病故后，母亲就跟我说，你父亲走了，家里就你一个男人，你要把担子担起来，长兄如父，几个妹妹你一定要管好，把她们照顾好。就这样我才没有在武汉安家，申请了几年后才在79年调回了宜城工作。
6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们的物资生活也逐渐好转。一段时间，我党的一些干部兹生了享乐主义思想，社会上有些青年，特别是中、高等学校的一些青年学生向往城市生活，鄙视农村和农村生活，甚至有个别农村学生不敢承认自己是农村学生，把自己的父母说成是乡下亲戚。党和国家针对这些情况，在1970年前后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开展了“忆苦思甜”话动。我们老家大队，小队也经常开“忆苦思甜会”。刚开始有些人一讲“忆苦思甜”，就讲起了三年自然灾，59年怎么苦，而我母亲从不讲59年苦。她讲解放前没房没地怎么苦，拉壮丁怎么苦，受冤屈怎么苦；她讲解放后老百姓分了田，有房住怎么幸福，大跃进发展生产力，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怎么甜，合作社，人民公社把人民组织起来提髙生产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怎么好。她讲得有声有色，声泪即下，深深感动了听众，深受群众赞同，也深受干部、领导的好评。母亲从小队讲到大队，从大队讲到公社，从公社讲到区里。后来也不知是领导推荐，还是襄北农场驻军领导知到的，驻军部队专门派人来我们家请母亲到部队给解放军战士作“忆苦思甜”报告。自那以后襄北农场驻军每逢征兵，八一，国庆都要请母亲去驻军部队作几次“忆苦思甜”的报告。
80年代，母亲老了，我把母亲接到城里，准备让她安度晚年。可那时我们五姊妹都成人安家了，分居在五个地方，而且陆续都有了小孩，母亲为了给我们分担负担，经常穿梭在我们五姊妹居住的地方，帮助作家务，带孩子。那个时侯，母亲就象一所流动的幼儿园，走到那里都要带两三个孩子，走到那里，那里就象开幼儿园一样。那时母亲走到哪里也没有闲到。整天抱了这个，又要抱那个，喂了这个又要喂那个，穿了这个又要洗那个。坐到哪里一手抱一个，背上还扒一个，旁边还坐两个。想起来老妈那时也是夠辛苦的，……。
父亲母亲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勤勤恳恳一辈子，辛辛苦苦一辈子，是平凡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我们永世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