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土地有着别样的情怀。
乡村居民也好，城市居民也好，都喜欢在光秃秃的土地上种上各类花卉、蔬菜、粮食等一切可以种出来的东西；都喜欢在离开家乡的时候，在行李箱的最下层放上一小包家乡的泥土；都喜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到最初生养我们的土地。人们又喜欢逃离土地，奔向城市，扎根城市，来获得更加富足的生活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生命册》对这种对故乡对土地的复杂情愫表现地淋漓尽致。从骨子里来看，吴志鹏是一个决绝的乡村逃离者，他被推荐上大学时在心中发誓再不回到无梁村，在他看来是一次成功的逃离；为摆脱乡亲们的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请求毅然辞职下海，跟着骆国栋走上一条先当“枪手”，后当“黄马甲”“红马甲”，最终当上双峰公司经理、厚朴堂药业代表的道路，是另一次逃离。他宣称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然而，养活他的无梁村人们的质朴与良善，作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背景，时时刻刻提醒着他“背后有人”，他也时时刻刻忘不了放不下自己背后的人们。小说在叙述吴志鹏的个人发展的故事中，穿插着无梁村形形色色人物的经历与命运，而在这些人身上展现出的优秀品质，正是使吴志鹏在商战中守住道德底线不沉沦的镇石。他不断向前走，同时不断回头，去寻找家乡土地带给他的精神慰藉。
我们的祖先在土地上谋生活。在古代，农村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只是较小的较分散的非农业人员的聚居地。而在农村，因为地广人稀以及地形地势交通运输等各种原因，在某一范围内形成或大或小的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中有着独特的文化、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独立的政治生态。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礼俗社会，这个社会中不同于法律的规矩与道德是极重要的，人与人之间有着自然的熟悉感和信任感。在乡村，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互帮互助，某一家发生的事往往会迅速被全村人知晓，可以说，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秘密的。而现代社会恰恰相反，随着现在的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处于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中，这种最自然信任感随着乡村的消失逐渐消亡，人们自然常发出“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感叹。
在中国古代，阶层分化十分严重，教育是贵族化了的，尽管在春秋战国以及两宋时期，有着规模较大的教育下移，但大多数贫穷的乡下人还是读不起书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产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又使得受教育的乡下人努力走上仕途，自然搬离乡村。而乡村，久而久之，成为文盲的聚居地，而中国人自古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对于不识字的乡下人，识字的城里人自然认为他们“愚”。这种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依旧盛行，甚至在现在还能看出一些痕迹。当然，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没有智慧，乡下人“愚不愚”与是不是文盲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知识的问题而不是智力的问题。但是不识字终究不利于新中国的发展，于是，扫盲运动出现了。当年的扫盲运动，书中说的是“文字下乡”，的确是轰轰烈烈。
中国的家族是以血缘维系的。在一个村子中，追根溯源，大多数同姓村民都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及微妙的了。在乡土社会中，规矩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去遵守的定式，而维持这种规矩的力量是“礼”和人治。正如许多土改小说表现出的，土改运动初期难以发动和进行，原因之一便是如此了。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自我”与“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儒家的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同时，中国的社会是事业社群，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之间要相敬，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这些在《白鹿原》中有着深刻的体现。白嘉轩，这位识字不多，一生敬恭桑梓、扶田立穑的家族长，把“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约束着自己与白鹿原上人们的言行。他亲自发起了原本的宗祠上请了教书先生让原本上的农家子弟接受了可以成为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启蒙教育，这在以农耕生活为主的农村可谓是一种前瞻性的举动，同时，他请白鹿原的精神领袖朱先生为同族定制了《乡约》，这《乡约》关于到乡民的教化、言行、思想、也更加突出了白鹿原上的德行与教化。他一手策划了交农事件，使他真正从以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于同族的影响转化到关心同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上来，为社会带来一股民主之风。他公开进行对对田小娥和白孝文的惩罚，对于田小娥，只是他进行“程序”化的行为，他人为田小娥的行为是对族长所领导的正统道德的挑战，是对整个社会风化的挑战；他对白孝文的惩罚，是真心实意的，认为儿子的行为极大伤害了他的人生准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定制《乡约》，组织交农运动，惩罚白孝文、田小娥，援救黑娃等行为，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
乡土社会的群体性特点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阻碍着共同生活着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男女有别，这在中国的社会上是一种主流思想，男女在社会生活中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依然以《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为例，她的悲惨命运，来自男性、男权社会以及传统封建礼教共同带给女人的压迫。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载本县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洁烈女的事迹或名字， 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洁的崇高和沉重。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读过程中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 （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甚至血缘性的地缘更加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血缘关系，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在那个地方住了多少年，当地人都会用“外村人”“客边”等词语形容他，而客居他乡的人，也通过种种方式表达思乡之情。“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在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偏远城镇，走向富裕繁华的东南沿海城市，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在逐渐变淡。
现代的中国，依旧是含着独特乡土气息的国家。礼仪、道德、亲眷、血缘等等，都是流淌在中国人血管中的独特精神文化血脉，对于这些思想，自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不断促进国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