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
译者：刘婧
原著名称：《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 Education Reimagined》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湛卢文化 2014年5月出版
原著出版时间：2013年
来源：下载的 mobi 版本
豆瓣评分：8.5（474人评价）
被引用次数：240（from Google 学术）

可汗学院是我一直以来关注但是不曾详细了解的，因为自己正在从事互联网教育方向的工作，所以借机一读，启发良多，对自己创业的帮助也很大

目前国内的教育体系，还没有受到互联网的深刻冲击，但是在未来，类似可汗学院这样的新教学模式会慢慢从辅助开始逐步的替代传统教育，让教学逐渐朝自发学习、开放讨论、实践反馈方向发展，让终身学习和批判性思维不再成为空谈，这将会是一次空前的人类心智大爆发

概念：

精熟教学法：

精熟教学法实际上是指学生在进入更高难度的学习阶段之前，应充分理解之前所学习的概念。尽管这一道理简单直观且符合常理，但精熟教学法一直以来却饱受争议，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它再一次证明了教育体系的发展没有把其最好的研究结果和最合理的建议应用于实践；其次，虽然人们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提出并验证了精熟教学法的优势，但在过去，受到不够发达的科学技术的限制，精熟教学法的方法和技巧直到最近才能够在学校和学生中得到应用。

摘录：

泰戈尔：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因为他出生在与你不同的时代。

序言写的蛮好的，全文摘录：《谁都可以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

我叫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是“可汗学院”（Khanacademy.org）的创办者和最初时的老师。可汗学院的使命，就是让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我之所以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现代教学模式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变革之中。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变化中的需求，被动的学习方法早已过时，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在处理信息时更加积极主动。传统的教育模式将学生根据年龄划分成不同年级，制定统一的课表，希望学生能在这种“一刀切”的课程中学有所成。

这种教育模式在100年前是不是最佳选择，已无从得知，但如今可以确信，它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但也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困惑甚至担忧。光鲜亮丽的新技术不仅没有成为理想的教学工具，反而成了摆放在橱窗里的无用装饰。

从传统教育模式向新教育模式转变，需要跨越一道鸿沟，在现代世界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学生陷入其中。瞬息万变的世界从未停止过革新的步伐，但如今，教育制度的改革却像冰川运动般缓慢，稍有不慎还会误入歧途。日复一日，随着一堂堂课的结束，学校的课程体系越发与学生的实际需要脱节。

教育改革说起来容易，但不管怎样，它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政客通过谈论教育改革来吸引选民的目光，而家长们更是对目前的教育之殇有着切身之感。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达到某种界定不清却又严苛强大的标准，又害怕孩子被同班同学超过，甚至还担心世界另一端的学生比自己的孩子优秀。这一现象就如同在争论宗教问题时每个人都坚持己见，却又拿不出足以令他人信服的证据。

教育体系应该更严密还是更松散？现在的考试次数是多了还是少了？说到考试，如今的标准化考试到底是检测了学生们的长期学习效果，还是仅仅考察了学生的应试能力？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理解力和创造性思维，还是在继续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

成年人也在担心类似的问题。当系统性的教育完成后，我们的学习能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又该如何训练自己的思维，避免它变得懒惰和迟钝呢？我们离开学校后还能学习新知识吗？在哪里学、怎样学呢？

这些有关教育的探讨都是积极健康的，它们无疑奠定了教育在我们这个充满联系与竞争的世界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是，这些关注和探讨并没有转化成促进教育改革进步的实际行动。如果说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有害而无益。

获得卓越的教育成果并不是不可能的，许多优秀的教师和学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成功很难被复制或推广。尽管人们在教育领域投入了无数金钱和精力，但教育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有人甚至开始怀疑，现行的教育体系到底能否有所改进。

更令人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教育的目的与升学率和考试分数无关，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收获人生的果实，教育的责任是挖掘人的潜力，教育的使命是提升人的尊严。

媒体经常引用这样一个数据：美国高中生的科学和数学成绩在全世界排名第23位。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排名无疑令人沮丧，但实际上，用它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未免太过狭隘。

在我看来，尽管美国的教育体制存在种种不足，但至少从短期来看，美国仍会在科技方面保持领先地位。那些有关排名的言论太过危言耸听，大可不必理会，美国并不会因为爱沙尼亚的学生更擅长因式分解就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文化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创造力、企业家精神、乐观主义以及资本实力）让美国成了全世界最适合创新的沃土，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聪明学生来到美国、获得绿卡并留下工作。从全球性且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来看，国家排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但如果我们不敲响警钟，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会让我们错过继续发展与进步的时机。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停止输送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人才，美国的领先地位就会受到威胁。虽然美国不断地为创新提供着原动力，但又有谁能从中受益呢？是不是因为得到足够教育的美国学生太少了，才迫使美国企业不得不从国外大量引进人才？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因为缺乏工作技能而失业？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或机会，他们无法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他们的潜力是否会因此被埋没甚至被引入歧途呢？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是否会因教育的缺陷和制度的腐败而走向衰亡呢？

这些问题兼具实际和道德意义。我相信，全球教育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谁知道天才会在哪里出现？也许在非洲的一个小村落中，某个小女孩在未来会发现治愈癌症的方法；也许在新几内亚岛上，某个渔夫的儿子会对海洋的健康状况有着深入的见解。我们怎能浪费掉这样的天分和潜能呢？如今，拥有先进技术和教育资源的我们怎能不为这些孩子提供世界顶级的教育呢？而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怀揣梦想，鼓足勇气，大胆行动，让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然而人们并没有付出实践，而是继续空谈教育领域微不足道的变化。由于缺乏想象力或是害怕破坏现状，关于教育改革的对话往往浅尝辄止，大众关心的不是我们现存教育制度的弊病，而是那些为我们熟知却受到过度重视的标准，比如考试成绩和毕业率。当然，这些标准并非不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生产技能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能否充分发挥潜力，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作出贡献。

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学习的？在数字化时代，所谓的标准化课堂教学法（即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回家后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能否适应当今的需求？为什么学生在考试后就会忘记他们本该牢记的知识？为什么走向社会的成年人感到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主要问题，然而即使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仍要记住，哀叹教育的现状和做出实际行动远不是一回事。

200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会在后文中谈到这一点），我开始对一些看似可行的教学方法进行试验。试验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教学方法都是经过论证的真理，只不过换上了新的形式，换句话说，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些方法表明，对现存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是可能的。

在若干不同的教学方法试验中，有一种大获成功，那就是我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布的基础数学教育视频。当时我并不知道该怎样以最佳方式呈现视频，也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效，更不知道是否会有人观看我发布的视频。在进行试验的过程中，我采用的是试错法（没错，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犯错的）。我那时的工作是对冲基金分析师，白天还要应付高要求的工作，时间极为有限。不过，就在短短的几年后，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虚拟教育这份事业才是我的激情所在和内心的归属。于是在2009年，我辞掉了分析师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行业，正是这个开始成就了今天的可汗学院。

虽然“可汗学院”这个名字看上去会让人觉得规模很大，但一开始，学校的资源极为缺乏。整个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一个价值20美元的屏幕录像软件和一块花了80美元购置的手写平板。至于那些图形和等式，我都是借助微软的一款免费画图工具完成的，而且经常画得歪歪扭扭。除了视频，我还以每月5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个网络服务器，尝试运行一些收集来的测验软件。学校的教师、工程师团队、后台支持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供学校运转的预算大部分来自我的存款。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穿着一件6美元的T恤衫，随意换着几条运动裤，对着电脑显示器讲话，天马行空地展望着这项事业的未来。

我的梦想并不是做一个点击率很高的网站，更不愿意看着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事业最终变成教育争论中昙花一现的失败案例。或许是我心存妄想，但我的梦想是创建一个持久的、能够推动改革的、服务于世界的学院，我希望它能延续几百年，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可行的教育模式。

在我看来，现在是重新审视教育制度的绝佳时机，历史上新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都是在转折时期应运而生的。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是在北美殖民建立后不久后成立的，而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各州州立大学系统则是在美国工业革命和领土扩张的背景下诞生的。如今，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一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的早期阶段。在这场革命中，世界变化之快让深度创造力和分析思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它们已不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具备的优势，而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本领。过去那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教育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基于这些想法，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使命，借助当今已有但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技术手段，这一使命是可以完成的。我的使命宣言是：让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

我的教育理念很直接，又极富个性。我希望用我想接受的教育方式去教授别人，也就是说，我想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学习的快乐，并让学生在了解宇宙万物时感到兴奋。在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我不仅想让学生掌握这两门学科的逻辑，更想让他们体会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魅力。除此以外，无论是刚开始求学生涯的孩童还是结束学业后想温故知新的成年人，无论是在书山学海中奋力拼搏的学生还是想要保持思维敏捷的老人，我都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教育方式中获得同等程度的帮助，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我的教育理念想摒弃的是课堂上单调乏味的教育方式，即让学生死记硬背、生硬地套用公式，这种方式的意义无非就是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不会让他们记住所学的知识。我希望帮助学生了解每堂课都是相互关联的，知识的难度和深度会随着课程的进行而层层递进；我还希望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这样即便他们每次只掌握一个概念，也能在其后将这些简单的信息进行融合、扩展，进而真正地掌握一门学科。总而言之，我希望重新唤起学习的乐趣，也就是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的过程，享受学习带来的自然的兴奋，这种兴奋在传统课堂中服从式的教育模式中被压抑了。

在可汗学院成立之初，我只有一名学生，那就是我的表妹纳迪娅。

到了2012年年中，可汗学院的规模越来越大，也不止我一个教师了。我们每个月会向600多万学生提供教育，这一数字比美国哈佛大学自1636年创立至今所培养的学生总数的10倍还要多，且还在以每年400%的速度继续增长。教学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1.4亿次，学生们通过我们的软件已经完成了近5亿次测验。仅我个人就发布了3 000多个教学视频，这些教学视频是完全免费的，不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此外，视频涵盖的内容很广泛，从基础数学运算到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从物理到金融再到生物，从化学到法国大革命，各学科知识应有尽有。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招揽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和软件工程师。可汗学院已经成为了网络上最常用的教育平台。《福布斯》这样描述我们：“或许很多人都会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一所学院，如今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机构。”比尔·盖茨也对我们大加赞誉，公开表示他曾借助我们的网站辅导自己的孩子数学。

你可以说这本书讲述的是可汗学院令人惊叹的成长经历和被大众接纳的故事，但我们更想表明的是，可汗学院的成长揭示了当今世界的需求。

几年前，可汗学院的知名度仅限于我的亲朋好友之中的几名中学生，它到底是怎样为全球各个年龄层和不同经济条件的人所知道的，它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学生会把这个网站告诉他们的朋友和老师呢？为什么老师会向学校领导推荐这个网站？为什么父母不仅利用这个网站帮助孩子学习，同时也通过它温故知新、继续学习呢？

简而言之，可汗学院满足的到底是大众在哪一方面来满足的需求呢？为什么可汗学院成功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了快乐，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就做不到呢？对于教育成果这一问题，我们是否能用真实的数据来证明，可汗学院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它是否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可汗学院的教育方式是否让学生真正地掌握了知识？可汗学院是否帮助了学生顺利升学？视频课程和互动软件到底是更适合作为传统课堂的辅助工具，还是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即由学生自己控制进度的主动学习？

不管是8岁的孩子还是80岁的老人，作为学生的他们每次在点开一个新的教学视频时，就像是开启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探索历程。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惑以及需要做的练习都会给学生带来挑战，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来应对这些挑战。即便学习的进度慢了一些，学生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嘲笑或指责，不会因为跟不上进度而担惊受怕。教学视频会一直挂在网站上，学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不断地进行温习，而这种学习方式也容许学生犯错。学生不用害怕自己的学习状况让老师失望，也不用因为怕在全班同学面前出洋相而提心吊胆。

我一直坚信，可汗学院的教育能够成为教育改革领域的先驱，至少能够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即让教学艺术与信息展示、数据分析相结合，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最为清晰、全面且重点最突出的课程。考虑到如今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形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许是学生们的反馈。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收到了数千封学生邮件，他们都是可汗学院的受益者，有的来自欧洲城市，有的来自美国郊区，有的来自印度农村，还有的来自中东小镇。在这些信件中，年轻的女孩们抒发着对教育的渴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只能偷偷地学习。有些则邮件简短而风趣，有些则详尽而真诚。有些来自在学校成绩不好、对自己不够满意的孩子，还有些来自害怕自己失去学习能力的成年人。

这些邮件都传递出了明确的信息。无论是在精英式的贵族学校还是平民化的一般学校中，都有太多天资聪颖、刻苦努力的孩子没有接受到合适的教育。太多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丧失了信心，甚至很多所谓的“好”学生也发现，即使得到了好成绩，他们真正掌握的知识并不多。当今社会纷繁嘈杂的环境和追求简单的文化，让孩子和成人渐渐失去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追寻真理的求知欲。

对这些学生来说，可汗学院仿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这里，他们能体验到在课堂上和工作场合中体验不到的东西。这难道是因为人们看了视频课程或使用了互动软件后会变得更聪明吗？当然不是。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教学方式更有效：它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的环境，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本来就很聪明。

学生们给我反馈的邮件是我撰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原因与动力。此书不仅是我展现个人心声的方式和表达自我诉求的途径，更是唤醒民众变革意识的呼声，是引领教育制度的革命性宣言，是指导未来发展方向的纲领。传统的教育方式必须进行变革，教育必须回归其本质，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促成个人的进步，必须维系人类的繁荣。

人们在何时何地最为全神贯注？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有些人在早上头脑最为清醒，有些人在深夜学习效率更高。有些人认为在安静的房间里更能集中精力，而有些人则更喜欢边听音乐边学习，甚至是在咖啡厅里伴着嘈杂的环境学习。既然每个人的学习习惯各不相同，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课堂才是教学的主要场所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统一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和进度呢？

科技为我们提供了摆脱这种限制和束缚的能力，让教育变得更加便捷、灵活、个性化，它还能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个体的责任感，重新唤醒学习过程中的乐趣，让学习变得如同寻宝游戏。此外，科技进步还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好处：互联网让教育唾手可得，无论是知识还是机会都能更加公平地被人们获取。高质量的教育并不一定要依赖校园，贫富差距也不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非平均分配，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像比尔·盖茨家的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优质教育。

常言道：生活就是一所学校。随着我们的世界越变越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会变得越发紧密，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所巨大无比的学校。这所学校里的求知者中既有年轻人，也有年长者，既有学习进度快的，也有学习进度慢的。在这里，我们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我们既可以选择独自努力钻研，也可以通过帮助他人、与他人分享知识或者为他人答疑解惑来进行学习。

我希望可汗学院能够成为这所全球课堂的虚拟平台。我们欢迎所有充满求知欲的人，我们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都能帮助他人并获得他人的帮助。我们鼓励人尽其才，帮助大家展现出自身最好的一面。成功由我们自己来定义，可以有千万种不同的标准，但失败只有一个衡量法则，那就是放弃。

就我个人而言，在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同时，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在一些方面，我获得的收益甚至远远超出自己最初的投入，比如我收获了智力乐趣，重新唤起了我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感觉与其他思想和其他人建立了一种连接关系。我梦想有朝一日，可汗学院所有的学生和这本书的每一个读者都能拥有与我一样的收获。

这件事情让我确信，不管是在教室里还是在电话的另一端，不管是在30人的大课堂还是一对一的辅导中，老师有时候会成为禁锢学生思维的罪魁祸首。在老师看来，他们是在帮助学生，但从学生的角度看，如果老师不改变对待学生的方式，学生就很难体会到老师是在帮助他们。每当老师向学生提出问题，他们希望学生能立刻给出答案，而这一过程无疑给学生带来了压力，因为学生不想让老师失望。纳迪娅也是如此，她害怕我会对她做出评判。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生集中精神学习。有的学生甚至觉得和老师交流，或者告诉老师自己理解了什么、还有哪些内容不理解等，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基于这一点以及单纯的不甘心，我尝试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辅导策略。我对纳迪娅说：“纳迪娅，我知道你很聪明，我并不是在评判你，但我们现在要改变规则。你不可以猜答案，也不可以用空泛的答案敷衍我。我只想听到两种回答，要不就告诉我确切的答案——直接说出来，要不就对我说：‘萨尔曼，这个问题我不懂，我们再复习一遍吧。’我不要求你听我讲一次就能懂，我也不会因为你问我问题或者想让我再讲一次就瞧不起你。听懂了吗？”我想这也许会让她有点生气，但这种方法的确很有效，她开始带着一丝愤怒地果断喊出答案，或者要求我再讲一遍。

纳迪娅重新参加了数学摸底考试，这一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又开始辅导她的两个弟弟阿尔曼和阿里。我有不少亲戚和朋友听说了此事，很快，我就有了近10名学生。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可汗学院不知不觉地初具雏形，而且是在学生和家长们的好奇心和需求的驱使下形成的。可汗学院在无形中开启了病毒性传播的趋势，它已经进入了积累发展原动力的初级阶段。

如果要将教学视频发布到上，我就必须遵循YouTube的要求。尽管该网站如今已对发布要求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在当时，上传的视频长度被限制在10分钟以内。所以，我的课程只能控制在10分钟。
实践证明，不管是对于我这样的发布者还是那些听课的学生来说，10分钟都是非常合适的。
需要澄清的是，在确定一节课的时长之前，我事先并不知道10分钟是最佳时长。这次实践只不过是凭借直觉和运气误打误撞。不过在此之前很久，一些权威的教育理论家便已经判定，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大概为10~18分钟。

此外，如果说“变换讲课方式”（比如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或者鼓励学生解决问题）能够让学生重新集中精力，那为什么现在主要的教育方式仍是照本宣科呢？为什么学生还要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被动听讲呢？
各项研究（坦白说，就是我们的经验和常识）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我们仍会在自己的惰性面前妥协，继续沿用现有的教育模式。
如今，并不是所有课程都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许多人文学科的大学课程会在授课中融入很多讨论，即学生在课前会阅读一些相关材料，以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美国哈佛商学院将这种教育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早在100年前，该校就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进行教学，之后诸多商学院纷纷效仿。对于诸如会计或金融类的课程，学校几乎已不再采用老师单纯授课的方式。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一个10~20页的案例，比如对某个公司或个人情况的描述，然后老师会组织学生们在课上进行讨论或辩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须出勤）。而教授在这样的课堂上扮演的是讨论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控制课堂节奏的角色。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在这样的课堂上，即使教室里坐着80名学生，你的大脑也很难走神，这是因为大脑会主动处理其他同学提出的观点，同时你也会尽全力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整整80分钟的课程中，你可以不断地贡献出新的想法。时间过得很快，你甚至舍不得课程结束。与传统的课堂相比，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讨论。
最重要的是，你和同龄人的想法能产生共鸣。如今，我还能回忆起10年前的同学与我（以及我在课堂上与他人）分享的想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还会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可汗学院的学生处理成长过程中或机会来临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创新的本质在于，它虽在边缘之地诞生，但能被大众接纳和认可，也不会被正统体系的惯性所压垮。
——凯文·凯利

与这样的教育方式相适应的自然是学生在学习中自定进程，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能让学生自己掌控学习节奏，还能让他们自主决定在哪里学以及在什么时候学。在面对不同的课程时，同一个人也许会在不同的时间按照不同的节奏进行学习；而在传统课堂中，只有老师一个人能够控制课堂的节奏，而且这个节奏是单一的。在这种固定的节奏下，理解得快的学生可能不久就会觉得无聊并感到头昏脑涨，甚至会为了解闷而在课堂上做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而那些在理解上花费时间最长的学生仍然会落后。老师控制的单一节奏只适合那些理解能力居于中游的少数学生，但所有人都必须去适应这个进度。
相反，如果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那么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如果学生能够轻松地理解一个概念，那么他可以加快节奏，摆脱无聊的等待。如果某个知识点非常难，学生可以按下暂停键或者回头复习一下，尽可能多做练习，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学生不再因跟不上节奏而感到难堪，还不会拖慢整个课堂的节奏。
随时随地学习和自主掌控节奏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兴趣，而那些能够真正掌控自学进度的学生需要另一种资源：对于已学过的课程，学生们必须有易于获得且源源不断的复习资源。与传统的课本和学习资料相比，互联网学习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这些课程可以重复利用，永远都不会消失。形象地说，就是黑板上的内容永远都不会被擦掉，书本永远不会被丢弃或被收回。学生有动力进行复习，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找到他们想要复习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在他们的计算机里。更好的是，如果某个软件能够将学生的学习内容记录下来，它能在合适的时间自动提醒你进行复习，这就好比你在走廊里遇见十一年级的生物老师时，他让十二年级的你解释什么是光合作用一样。
更重要的是，网络学习不仅能让学生复习特定的某节课，还能让学生更为深入且持久地理解不同课程之间的联系。在互联网中，我们不会受到教室的限制，不会因铃声响了就结束课程，也不会受到国家规定的课程大纲控制。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学习和理解，尽管这些理解源于不同的领域。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
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会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还能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培养求知欲理应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那么这着实是我们现行教育体制的巨大悲剧。

恶习源于无知和狭隘的教育，模仿和习俗使其根深蒂固。
——玛丽·阿斯特尔

我想用类比的方法阐明我们正面临的巨大挑战，想象一下，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习惯。是我们的生理条件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吗？为什么不吃两顿、四顿或者五顿饭呢？有些佛教徒每天只在中午时吃一餐。近期还有证据证明，隔日禁食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饮食选择。
我们的祖先最初形成了一日三餐的习惯，但他们的体力劳动量比我们大得多，那为什么如今我们大多数人还愿意维持这一习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们一直这样，每天吃三顿饭，这和我们总是会把孩子送到特定的学校、在特定的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是一个道理。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
此外，由于人类是群居生物，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很多方面与其他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一日三餐的习惯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密切相关。例如在工作日，公司会安排一个小时吃午餐。当一家人坐在一起用餐时，这段宝贵的闲暇时光能让他们聚在一起交流畅谈、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基于种种原因，改变大众一日三餐的习惯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改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就连职场的节奏也会随之改变。所有行业都不得不为适应这种改变而进行调整，连电视节目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正如我们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一样，形成已久的教育制度也是如此。现行教育制度的持续和稳定是现如今部分大型行业，甚至是所有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其他社会机构，如大型出版商以及考前辅导机构，都与其息息相关。一种教育方式意味着一种教学目标和特定的考试形式，而考试反过来又对人才招聘和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性使然，那些在特定体制中收获颇丰的人往往会成为其坚定的拥护者，也就是说，真正有权力的人往往会选择维持现状。如此一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不容撼动，再加上它与我们文化中的很多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导致教育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学徒制与被动吸取知识的教学方式存在很大不同。学徒制的基础是主动学习——也就是通过实践来学习，即学徒观察并模仿师父的技巧和策略。就这一点而言，学徒制教育合理地延续了原始的学习方法，即子女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来学习。
学徒制教育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学校教育模式。在职业学校中，学生学习的是一门手艺，在某些领域，这门手艺通常如艺术般受人景仰。在很多人心目中，学徒制教育往往都与工匠有关，比如铁匠或木匠，但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看到，学徒制也是培养未来学者和艺术家时采用的主要教育方式。实际上，今天的博士生课程采用的也是学徒制，初级研究者（即博士生）需要在教授的带领下展开研究并从中学习。住院医师的实习项目采用的同样是学徒制。
学徒制代表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教育应该具有实践性，其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技能、获取信息，使他们能够谋生。这种教育方式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而被人们沿用至今。与之对立的理念是，教育应该具有神圣性，是一种对知识的崇高追求和对自我满足的实现。

没有在教育领域工作过的人或许会惊讶地发现，教育的重大创新，也就是如今被我们称为K−12的教育体系，是在18世纪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之所以会感到惊讶，是因为普鲁士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脸上翘着呆板的胡须，戴着拘谨的帽子，采用死板的行军方式，然而正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靠税金支持的义务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取代它。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普鲁士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推动该教育体系发展的一个关键人物——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清晰地说明了该教育体系的目的，他这样写道：“如果你想影响一个人，要做的不仅仅是与他谈话，你必须去改变他，让他按照你的意愿去思考和行动。”
标准化的课堂教育为灌输政治观点提供了无限多的机会。有些很直接也很明显，可以从历史和社会学科中一些知识的呈现方式上看出，另外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方式可以影响你的思维。纽约州年度教师约翰·泰勒·盖托（John Taylor Gatto）曾这样写道：“整个教育体系基于一个前提而建立：那些无法了解到第一手信息的学生以及那些只被灌输了抽象、片面信息的学生往往会很顺服，并且缺少主见。”这种教育方式的出现并非偶然。老师将知识点进行分割教学，而学生通过死记硬背可以学会知识点，但要想从本质上掌握知识的内涵，则需要天马行空且无拘无束的思维能力。
按照盖托的观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我们现今教育制度正在采用的“课时”这一概念中，他认为自我激励的学习方式被无休止的干扰扼杀了。现存的所谓正统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探索既定课程以外的东西，让学生没有时间从彼此讨论不同的观点和不被大众认可的想法。当铃声一响，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中断他们的讨论，放弃更为深入的探讨，进入下一堂课的学习。就这样，遵循命令胜过了好奇心的驱使，遵守纪律胜过了主动的追求。
我个人并不认为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体系仅仅是为了让统治阶级实现镇压百姓的目的而建立的。那种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并且主张人人平等。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体系倡导的是免费的公共教育，要求人人参与，学校的费用由税收支持并且具有强制性，建立这样一种学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革命精神，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百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为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然而，不知当时规划这一教育制度的人是否有意为之，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但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却尤为突出。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主要得益于时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教育部长霍瑞思·曼（Horace Mann）。在当时，这个想法颇具前瞻性。霍瑞思·曼想为所有社会等级的学生提供基础教育。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但这样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一些教条化的东西，至于它的优劣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不会深入地探究当年的政治环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让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并最终成为“美国人”，而如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亦是如此。
到了1870年，当时美国的37个州都建立了公立学校，美国也成了世界上国民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当时，普鲁士教育体制的基本概念已被各州政府广泛应用，比如学生会根据年龄被分到不同的年级，并按照相同的进度开展学习，课程的长度也是固定的，但对于老师应该教学生什么以及学生应该接受教育的年限，各州并没有达成统一。
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家教育学会于1892年成立了“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0名教育工作者组成，绝大多数是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是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决定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内容和体制。正是这10个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美国，所有年龄在6~18岁的公民都应完成8年的初等教育以及4年的中等教育，同时也是这10个人决定了贯穿全年的课程应该包括英语、数学和阅读，而化学和物理这两门学科则在中等教育晚期才被加入课程。
“十人委员会”提出的教育体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当时相当具有前瞻性。举例来说，委员会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获得同等的机会，看看自己是否对脑力劳动感兴趣，并检验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脑力工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像三角函数、物理或文学这样的学科只有那些注定从事这些行业的高才生才能学到，即使在今日也是如此，而大部分学生在八年级时接触到的都是与职业相关的课程。此外，我还很欣赏“十人委员会”对数学教育的看法，他们倡导的教育精神中的很多东西都被如今的不少学校忽略了。比如对于几何的学习，“十人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一旦学生掌握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老师就应该果断停止被动式的教学过程。学生应该开始尝试自主构建几何图形，并在此之上进行分析推理。仅通过阅读书中的内容无法深入掌握几何学，在数学领域，如果仅仅被动学习，长此以往，我们将逐渐丧失兴趣无法在独立学习中体会到数学的魅力与神奇。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学生学懂几何学，你不能只让他们听、读和重复，你必须让学生自己对这门学科进行探索。
尽管“十人委员会”制定的启蒙运动很有效果，但在这10名委员所处的年代并没有州际公路、没有美国联邦储备局，甚至没有电视。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发现基因的存在，也没有体验过除热气球外的空中旅行，更没有见过电脑和互联网。他们构建的教育体制在接下来的120多年间一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如今，这种正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一种阻碍，极大地限制了人们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即便是初衷充满善意的老师以及教育管理者也受到了束缚。
如今我们所采用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在近期也越发明显，这是因为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要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制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

让我们来想想无法逃避的考试。及格分数是什么？在大部分课程中，学生在考试中必须获得总分的75%或80%才算及格，这是一个惯例，然而只要稍微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分值体系实际上后患无穷。知识点都是相辅相成的，代数的学习需要算术作为基础，三角函数源自于几何，而微积分和物理需要上述所有知识。前面模糊不清的理解会给后面的学习造成困惑，但老师却愉快地给出了总分的75%或者80%的及格分数。对很多老师来说，让学生通过考试似乎是个善举，或许让这些边缘学生通过考试是为了顺应管理需要，但实际上，这不仅对学生造成了伤害，而且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告诉学生，从考试成绩来看，他们似乎学会了应掌握的知识，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学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变得优秀，并且逼迫他们进入难度更高的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为此作好准备。这样的教育方式为他们将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请原谅我持有这样悲观的观点，但总分的75%的成绩意味着你有1/4的知识点没有掌握，而且这样说的前提是，考试内容涉及了所有知识点。如果你的车只有3个轮子，你能出发进行长途旅行吗？又比如说，你会在建造自己梦想中的房屋时只打好75%或80%的地基吗？
如果说考试成绩只是刚刚过了及格线，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判断出学生并没有掌握所需的知识，但如果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即便是获得了总分的95%的学生也不能算学得足够好，因为这个成绩也有可能导致学生后面的学习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障碍。
我们可以这样想：总分的95%的成绩意味着学生可以得到A，但这个分数还意味着学生有5%的重要概念没有掌握，所以当学生在学习下一个概念时，他或她会有5%的基础内容没有理解。更糟糕的是，考试还可能掩饰学生的许多不足，这是因为考试的内容有时会被过分简化，学生无需完全理解基础概念就可以获得满分，他们只需将公式记住，在考试中套用即可。
我们假设一名学生对基础概念一知半解，就这样进入了如代数Ⅱ或初级微积分等难度更高的课程，数学成绩曾经一直很“好”的她或许会突然无法理解课程的内容了，不管她多么努力、老师多么优秀都无济于事。
有人会想，这怎么可能呢？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A啊，她曾经可是在班级里排前10名的学生，但新的课程却让她备受打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们每个学生都是瑞士奶酪式学习的受害者。尽管从外部来看，这块奶酪是坚硬而完整的，但里面却布满了小洞，而我们假想出来的那名学生的学习状况就像这块乳酪一样漏洞百出。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阻碍，即使是之前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依旧会束手无策。其中一门科目就是有机化学，很多医学预科生正是因为无法学好这门课才被迫转向英语专业。有机化学真的比新生入学时所学的基础化学难吗？没错，从难度上讲，有机化学的确比基础化学难，这也是有机化学被安排在基础化学之后的原因，但有机化学只不过是延伸了第一年课程中所涉及的概念而已。如果能够真正掌握无机化学的内容，学生就能凭借直觉轻松地掌握有机化学的知识，但如果基础知识不够牢固，那么学生在学习有机化学时就会感到非常吃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觉得需要记忆大量化学反应方程式的有机化学令人生畏和混乱，很多学生就放弃了这样乏味且令人厌恶的学科，而另一些学生凭着惊人的努力坚持了下去。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真正理解、单纯的死记硬背无法扫清学生在学习中的障碍，反而会让学生退步。
另一个例子就是微积分，它更为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瑞士奶酪式学习带来的恶果——它是学生们最容易遭遇惨败的学科。这并不是因为微积分本身很难，而是因为微积分这部分知识会涉及很多原来学过的知识，它要求学生必须完全掌握代数和三角函数。与基础数学相比，利用微积分解决问题要简便得多，但如果你无法理解那些基本概念，微积分对你来说也毫无用处。微积分这门课，正是因为综合了各种基础知识才独具魅力，但与此同时，这种特点也导致微积分很容易暴露人们数学基础中薄弱的部分。微积分是建立在一层层基础概念之上的，它在学生的学习中最有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反映出先前学习中的漏洞，并有可能让学生的整个知识体系崩塌。

通过这个软件，我们可以了解学生在答对的题目和答错的题目上哪一个用时更多，他们是通过逻辑推理逐步算出答案还是通过几何作图立刻得出答案的，哪些错题是由于粗心造成的，而哪些是因为没有掌握概念之间的联系。如果学生完全理解了一个概念，那么他们答题的效果又会是怎样的呢？对于一个概念，学生是通过总结大量的例子逐渐理解的还是突然顿悟的？如果学生做的试题只囊括了某一个概念而不是像大杂烩一样包含了多个概念，学生答题的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这个反馈软件记录下了我最开始辅导的那些学生答题的情况。从这些记录中，我饶有兴趣地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方法大相径庭。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我开始试图为每名学生定制教学方案，然而，我也在此过程中遇到了困扰过千万老师的问题。我该怎样做才能同时教二三十名不同年级的学生不同的科目，而且编排的课程还能符合学生的理解能力呢？我该怎样做，才能清楚地记录哪些学生需要帮助，而哪些学生可以学习难度更大的知识呢？
幸运的是，计算机很擅长处理这些信息，于是我对软件进行了升级，将所有知识点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知识结构网—— “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这样一来，软件就可以自动告诉学生他们下一步该学什么，比如，在掌握了分数的加减法后，他们可以学习简单的线性方程。就这样，软件自动向学生布置“任务”，而我就可以将时间投入那些需要与学生面对面沟通的事情，也就是教授和辅导学生中去。
仍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我该如何判断学生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了呢？我该如何判断学生已经掌握了某个知识点呢？这既是个哲学问题，又是个现实问题。
其中一种做法就是采用传统的考核方法，即像大部分考试一样制定一条“及格线”，只有答对了一定比例的题目才算通过，但这样做似乎存在种种不妥。在传统考试中，答对70%的试题就算通过，这意味着考卷上有近30%的内容学生并没有掌握。我本可以不假思索地提高及格线，将其定为80%、85%或者90%，但就像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草率决定，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即便学生掌握了95%的概念，他们也有可能在之后的学习中遇到障碍，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满足于这样草率的改变呢？
最终，我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与“分数”毫无关系，而与人们的期望有关。我们到底期望学生对知识的应用和理解达到怎样的水平？我们的期望和标准又会向学生传达出怎样的信息？以我个人的直觉判断，我认为目前包括老师在内的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期望普遍偏低。此外，老师总抱着一种极富传染性的施恩者般的态度，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有些学生会认为，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这种想法极具危害性，会限制学生的发展。

我最先见的人是一名历史老师，她叫瑞安·萨德勒，是该项目中卡斯蒂列亚中学教学点的校区负责人。能够与奋斗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交流让我兴奋不已，我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了我想推广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视频课程、按照学生自己的学习进度制定的练习题、知识地图以及反馈系统，等等。瑞安对我所讲的这些似乎很感兴趣，但由于她自己并不是数学老师，因此建议我在所有董事会成员面前做一次介绍。我欣然答应，就在我们道别时，瑞安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这个也能在Mac系统上使用吧？”
“当然可以！”我信心满满地回答。
其实我撒了一个小谎，当时我并没有使用过Mac操作系统，也不知道我的软件是否兼容，于是，我径直前往当地的一家电脑商店买了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解决了各种难题，成功地让我的软件——好吧，实际上是大部分软件能够在苹果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第一次与现实世界中的教育领域接触，就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似乎也为之后接连不断的倒霉事埋下了伏笔。我与董事会成员见面的时间定在了3月15日。不巧或者可以说残酷的是，这一天刚好是我的网站Khanacademy.org续费的日子。更糟糕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该域名绑定的信用卡刚好过期了！于是，网站托管公司在发来温馨提示、告知我欠费12美元之后，就将网站关闭了。在此之前，我没有收到任何提醒，也没有获得任何宽限期，而那一天早上恰好是决定可汗学院未来命运的重要时刻。
在得知网站被关闭时，我突然变得异常平静。之前我还在紧张地思考，我是从哪里获得勇气幻想着自己制作的简单视频和软件能够改变现有教育方式的，但在那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紧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根本做不到。这个男人就是来展示他的网站的，但他连可展示的网站都没有，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抱着还未开始就已认输的心态，我带着过时的幻灯片和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与董事会的成员见了面。
我采纳了瑞安的建议，播放了一段有关“基础加法”的教学视频。在我看来，这段视频做得很粗糙，甚至有些简陋。在听到视频中自己的声音时，我感到非常担心。幸运的是，尽管视频中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个成年人在数鳄梨，写在虚拟黑板上的字也歪歪扭扭的，在场的人似乎还挺感兴趣。最终，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教学视频很有用处，可以帮助孩子做好学习代数的准备。他们像我一样兴奋，认为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于是，那个夏天，该项目中的3个教学点采用了可汗学院的教学视频和软件。有些基本问题已经确定，我的教学只是为传统的课堂提供补充，而不是将其取代。课程视频只有在学生用到电脑时才可使用，在同一时段，学生还要学习包括Adobe Photoshop和Adobe Illustrator在内的计算机工具。制定好基本的教学框架后，我还要做一些重要决定，正是这些决定让“半岛桥”这个实验案例的教学成果变得出人意料且极具吸引力。

在为期6周的暑期课程开始时，我发现，在一个只有30人的小班中，有3名学生的成绩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在课程结束后，这3名学生的成绩得到了大幅提升，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按照统计学的原则，我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记录了每名学生掌握概念的数量，并分别与平均值进行比较，筛选出那些一开始低于平均水平而在课程结束时又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通俗易懂地讲，这个小样本说明：有10%的孩子可能在一开始时被分到“补习班”，并被老师和他人当作“差生”来对待，但他们完全有能力学好数学。
一位名叫玛塞拉的七年级女生的变化尤为惊人。在暑期课程的一开始，玛塞拉几乎在全班垫底，3周之后也没什么明显的进步，她理解的概念的数量还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半。更糟糕的是，她将大量时间都花费在理解负数加减法上，好像是遇到了障碍，不管怎样做都跨越不了。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班主任也不知道，也许这就是人类智力的美妙之处，有一天她突然顿悟，掌握了负数加减法。从那以后，她的进步几乎比班上任何同学都要快。暑期课程结束时，她变成了班里排名第二的学生。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大部分同龄人，甚至是那些曾被认为“擅长”数学的学生都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她都能轻松掌握。
在暑期课程结束时，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颁奖仪式，我很荣幸地成为颁奖嘉宾，玛塞拉就是获奖的学生之一。她曾经很害羞且缺乏自信，但这一切都在那个夏天发生了改变。当我告诉她，她将成为我们中的明星时，她淡淡地笑着，飞快地点了点头。她的这股自信让我感到自己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就这样，在我辞去工作的第4个月，我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家里的日常开销每月要花费5 000美元的存款，孩子也正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这对我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过，希望也随之而来，2010年1月，我受邀与谷歌的几名工作人员会面。显然，谷歌的很多高级工程师和主管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已经在使用可汗学院的教学视频了，他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可汗学院的事情。
第一场会面大约有10人参加。我准备了一些幻灯片（我把它们称为展板），向他们展示了视频截图、用户反馈以及“半岛桥”项目的相关数据。我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为全世界的学生创建一所免费的虚拟学校，在这所学校中，有人指导学生学习，学生则可以在这里得到实践的机会并获得反馈。我们还谈到了如何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对可汗学院加以改进。在场者都很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但至于可汗学院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头绪。
几周后，他们再次邀请了我。这一次，情况似乎有了起色。谷歌让我撰写一份200万美元的方案，不用写太多细节，两页足矣。也就是说，我写的每张纸价值100万美元，这消息可真不错。要知道，直到那时，我花在可汗学院上的经费总额也只有大约2 000美元而已。
我花了一整晚时间不断修改我的方案。在方案中，我提到将组建一个工程师团队来开发软件，还提到了可汗学院一年可以制作多少视频，以及在未来的5~10年内会吸引多少学生。我将写好的方案提交给了谷歌，然后开始等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又收到了多封确认信，信中称谷歌正在非常认真地对我的方案进行研究，但这一次，我对基金会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了。
几个月后，我开始更新我的简历。我并不想坐吃山空，至少比自己想象中不情愿得多。我甚至无法确定我能否再在金融界找到一份工作，毕竟，大部分公司不会雇用一个辞职后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整年视频的人。
4月，我收到了一封令人意外的邮件，读过邮件后，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邮件的标题是 “我是你的狂热粉丝”，看到这个标题，我立刻点了进去。这封邮件来自一位女士，我当时并没有一下子认出她的名字。她在信中询问我的地址，称想为可汗学院捐款。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收到捐款邮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很多人通过PayPal向可汗学院捐来5~10美元，甚至有人捐来了100美元，但这一次，捐款的数额达到了10 000美元。发件人名叫安·杜尔。我在网络上进行了搜索，才发现原来她是著名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的妻子。我回邮件感谢她的慷慨支持，她在回复中提出要和我一起吃午饭。
我们约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五月饭店见面，安骑着一辆蓝绿相间的自行车赴约。我们一起谈论了可汗学院未来的发展。当安问到我如何养家糊口时，我答道：“我没有做到养家糊口，家里现在花的是存款。”当时，我只希望我的声音听起来不要充满绝望。听到这个回答，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
20分钟后，我将车停入自家车库时收到了一条来自安的短信：你得自谋生计，我现在立刻寄给你一张100 000美元的支票。
收到这条短信之后，一系列超乎我想象的事情接连发生了。两个月后，我与阿拉贡再次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夏令营。一天下午，我正带领20名学生动手开展我们疯狂的小项目时，收到了安的短信。事实上，我连续收到了她发来的几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参加阿斯彭思想节，这里有好几百名观众。
比尔·盖茨在台上，谈到你了。
他说：幸好你妻子同意你辞职了 。

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发错了？还是一场恶作剧？我立刻让坐在离我最近的电脑前的学生把座位让给我，开始上网确认这一消息是否属实。
没错，人们正在利用博客和twitter转发有关阿斯彭思想节（Aspen ldeas Festival）的消息。比尔·盖茨在讲台上表达了他对可汗学院的喜爱，他也借助可汗学院进行自我学习并帮助孩子学习。当时，我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我为弟弟妹妹制作的粗糙视频，视频中，我的儿子在背景里大声叫嚷，而我则抓紧时间，力求赶在妻子下班回来之前完成视频的录制。比尔·盖茨真的看了这些视频吗？
接下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料到。我终于找到了阿斯彭思想节的视频片段，确信了这些都是真的，但我接下来该做什么？给比尔·盖茨打电话？不过我怎么可能有比尔·盖茨的电话号码呢？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随后接到了微软公司的一名主管打来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有时间，比尔·盖茨想邀请我飞到西雅图与他会面，看看他能为可汗学院提供怎样的支持。这名主管询问我的时间安排时，我正在看我的日程表。下个月一整月都是空白的。我坐在衣帽间里，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镇定：“当然，我想我还是能挤出时间的。”
最后，我和比尔·盖茨于8月22日在他位于华盛顿州柯克兰的办公室见面了。办公室傍水而设，比我的衣帽间漂亮多了。我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在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着，手里握着用过太多次的展示板。我想我的紧张一定太明显了，于是工作人员鼓励我说：“比尔·盖茨跟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的，他人真的很好。”这句话让我略微放松了一些，我开始侃侃而谈。几分钟后，房间里每个人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与30秒之前完全不同。原来，比尔·盖茨已经走了进来，就站在我身后。没错，他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我颤巍巍地站起身和他握手，说：“唔……很高兴见到你。”他坐下后，会议室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我意识到现在该看我的了。于是，在接下来的15分钟内，我谈了谈对可汗学院的憧憬以及规划。在整个过程中，比尔一直在礼貌地点头。坦白讲，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用了20%的大脑进行演讲，而剩下的80%则一直在想：“你知道你正在跟比尔·盖茨对话吗？坐在一旁的可是比尔·盖茨！看，是比尔·盖茨！你最好别把这次会面搞糟！千万别讲你那些傻乎乎的笑话！”
之后，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很不错！”
两天后，《财富》上刊登了一篇有关可汗学院的文章，题目为《比尔·盖茨最喜欢的老师》。在刊登文章的几周前，我的确与这篇文章的作者戴维·卡普兰交谈过，而作者也的确采访过比尔·盖茨，但看到这个标题，我依然觉得不敢相信。我母亲曾经因为我放弃攻读医学院而耿耿于怀，但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她热泪盈眶，这也许是她第一次为我做出的决定感到欣慰吧。
到了9月，事情变得越发明朗。盖茨基金会将为可汗学院提供15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钱将用来租用办公室并招聘5名员工。之后，盖茨基金会又投资了400万美元，以支持我们开展其他项目。与此同时，谷歌也表示，他们将提供200万美元帮助我们建立习题库，并将我们的教学内容翻译成世界上最常用的10种语言。这得益于谷歌的“创想10的100次方”项目（Project 10^100），谷歌一共收到了150 000个方案，从中选出了有可能改变世界的5个，并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看样子，我的确该走出衣帽间了。

任何人，不管是20岁还是80岁，只要停止学习就会衰老。坚持学习的人永远年轻。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让头脑保持年轻。
——亨利·福特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当谈及人类终身学习的能力时，并不是所有有关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都是乐观的。随着年龄增长，神经可塑性的某些方面也会随之减弱。随着大脑日渐老化，我们在试图整合知识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困难。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年人在学习全新的事物时会感到更吃力，相反，为什么在少儿时期学习外语会更容易。不过，成年人更擅长关联性学习。有了更大的知识库以及长期训练的逻辑推理能力，成年人可以将新知识与已知的内容进行关联，从而掌握新知识。
这一点表明，学习并不一定会随着人生阶段的变化而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只是在成年后，我们的学习方法会发生改变。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来定义这种学习方法以及教育方式：成人教学法，它与我们熟知的“教学法”相反，后者涵盖了对学生进行文化艺术的指导和自然科学的教育。那么这两种方法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普通的教学法强调的是老师的重要性，按照这样的方法，老师需要决定学生学什么、学习的时间以及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而成人教学法侧重的是学习者自身，学生要对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没有人强迫成年人学习，他们自主作出了选择，其背后的主动性和动力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神，从而使学习变得更加容易。马尔科姆·诺尔斯（Malcolm Knowles）在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成年学习者》（The Adult Learner）中称：如果我们清楚自己学习的目的，而且学习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我们就能快速而深入地进行学习。

在全世界今年入学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来将会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想法。

当我和尚塔努逐渐适应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作息时间后，我们共同得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结论：大班上课浪费了大量时间。300个人挤在一间阶梯教室中，听一名教授讲解他已经烂熟于心且讲过几百遍的内容，90分钟的课程令人备受煎熬。这种授课方式的意义何在？这到底是在教书育人，还是在将学生召集起来进行忍耐力的比赛？学生们能从这样的课程中学到东西吗？学生坐在课堂里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尚塔努和我得出了两个基本的推论，其一是父母为孩子上学投入了大量金钱，其二是授课教师往往都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所以，这样的教学方法掺杂着炫耀和表演的因素。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注意到，那些上课最认真积极的学生往往也是考前最紧张、最急于临时抱佛脚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是，他们在进入死记硬背的阶段之前一直都在被动地接受知识，就好像在完成自己的义务一样坐在教室里，任凭知识向他们涌来。他们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慢慢地掌握知识，然而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在这里，我必须阐明的一点是，我并不是在责备我的同学，他们勤奋积极，相信一直以来沿用的学习方法的确有用。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方式无法真正地展现学生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讨论注意力的持续时间以及主动和被动学习时就已经明确了。
不久，尚塔努和我就成了麻省理工学院内引人注目的小群体中的成员，我们开始逃课。我并不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只不过逃课对于我们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逃课很容易就会成为混日子的借口，甚至成为游手好闲的症状之一，不过对我们来说，逃课意味着我们能更加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时间并对其负责。与被动地在课堂中静坐一个半小时相比，我们能否通过主动学习课本或者观看网络教程、使用互动评估系统而学到更多东西呢？比起听教授讲课，我们自主探寻方程式的含义并编写软件能否让我们的知识更加丰富呢？作为新生，我们发现逃课的方式很奏效，我们无须在期末时死记硬背，也不用害怕在考试中解题，因为这正是我们平时一直在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认识了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一学期要修八九门课。（麻省理工学院普通学生的课程已经安排得很紧了，而他们的课程量大约为普通学生的两倍。）这些学生向我们发起挑战，鼓励我们也参加额外课程的学习。毫无疑问，这些学生非常聪明，但不是那种举止怪异的天才。他们认为，如果学生们能够离开教室，按照自己的方式学习，那么所有学生，不管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还是任何一所高中或者大学的学生，都有能力修完相当于现在的课程两倍的内容。在通往学术圣殿的路途中没有捷径，更没有秘诀，学习需要我们严于律己，同时付出努力，需要做到的关键是高效、主动和独立地进行学习。
我想先停下来仔细考虑这个激进的想法，因为它与我个人的理念完全吻合，并最终形成了我现在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人们是否能真正学到超出期望值一倍的内容？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过于远大，但转念想想，人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当今教育体系的源头——普鲁士教育法时，就已经明白教育的原始目标并不是培养出聪明的学生，而是将人们教育成顺从且合乎标准的民众或工人，这些人只要懂得一定的知识就可以了。如果教育以此为目标，那么其关注的焦点就不是学生的学习潜力，而是必须学会的那些基础知识。

如今有很多人认为，暑假是对金钱和时间的大量浪费。因为在这期间，在全世界范围内，教学楼、实验室以及体育馆等价值上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的教育设施都被闲置，至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暑假，老师不进行教学，学校管理者也放假了，最糟糕的是，在此期间，学生停止了学习。暑假让学习进度中途搁置，知识的连贯性被打破，阶段性的学习成果付诸东流。众所周知，我们骑自行车时，一直蹬车要比停下来重新起步容易得多，学习过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事实上，暑假最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让学习中断和停滞，而是让知识倒退和被遗忘了。在前文中，我们对神经科学进行过简短的讨论，了解到“学习”实际上是大脑中蛋白质不断合成、神经通路不断构建的生理过程。我们通过对大脑进行重复的刺激而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联系在一起，这些神经通路便会得到巩固和加强。当我们忽略对神经通路的刺激时，其功能会被削弱，如果继续停止学习，神经通路创建的信息回路就会被破坏。“不学习”意味着我们曾经拥有的神经通路会萎缩。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让孩子离开学校10个星期，已经创建的代数知识的神经通路就会毫无保留地从他的大脑中消失，并被血液重新吸收，这对他解决二次方程或者掌握之后的概念没有任何好处。
在被明确刻上“反假期分子”的烙印之前，我想说明的是，我能够欣赏夏季的美好，并深知课外时间的宝贵。在课余时间，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学习并提高自己。富裕家庭会带着孩子体验一次奢华的旅行，为孩子拓宽眼界，带他们认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一些幸运的孩子可以参加价格昂贵的夏令营，在休闲和娱乐中学习。此外，无论家中经济条件如何，孩子们都可以利用暑假去实践那些以前没有时间进行的自主项目，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项目可能千奇百怪，但这样的经历会让孩子们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就我个人来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有个暑假和朋友一起组装自行车零件的经历。我们拼凑出了被我们称为“创意自行车”的东西（一种利用各种零件拼装起来的自行车），我们打算将它们卖掉，可惜没人欣赏这些不同寻常的创意。即便如此，我仍然学会了熟练地使用扳手，并懂得了一个宝贵的道理：在真正动手之前需要三思，要弄清人们是否对一件东西存在潜在需求。
即使不提我自己的这段经历，有个事实仍然不可否认，即在学习的过程中，暑假过长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在父母上班时孩子们就留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玩电子游戏；有些孩子可能会看看书，但大部分肯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怎么可能进行学术性的学习？上一学年的课本已经交还给老师，而老师又不在身边，无法得到及时的学习反馈。教学楼早已被紧紧锁死，大脑也只能暂停运转了。
既然如此，未来的教学体系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暑期的意义呢？
我的观点是应该取消固定的暑期时间，允许学生在需要时自行申请休假——与公司的休假体系差不多。如果学生能够与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一起学习并遵循自主的学习进度，那么我们就无需人为规定学生进入下一个年级的时间。如果学生的家人想去欧洲旅行，或者有人来家里共度假日，或者学生自己想创业，都没有问题，只要申请放假即可。学生也不会“错过”某节课，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的。更棒的是，由于有了定制的视频课程和练习，学生在放假期间仍然可以继续学习。同样，老师也可以享受到这种休假方式的灵活性。由于班级里有多名老师在实施教学，老师们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轮流休假，学校也不会要求老师放弃调休或旅行，因为老师休假并不会影响学校的整体教学安排。
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我明白，大部分学校不会在短期内取消暑假这个在教育的长期发展中诞生的神圣产物，好在借助电脑进行自我掌控的学习方式能够解决暑假带来的很多问题。
首先，可汗学院能够在任何时候为学生提供网络教学视频。在暑假，网络不会被封闭。努力学习的孩子可以进行自我提高或对学过的课程进行复习，让大脑保持活跃、神经保持兴奋。
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即老师如何在暑假给予学生帮助和反馈？正如我们在“洛斯阿尔托斯的实验”这一节中看到的，在经验丰富的老师的帮助下，可汗学院的网站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反馈记录板，这个反馈记录板能够为老师提供有关学生进步和遇到困难的实时信息，它摆脱了教学楼的限制，有了它，老师们就可以在暑期通过在线辅导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帮助。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暑期学校”的升级版，只不过成本要比现有的模式低很多，同时也会为学生和老师带来更大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