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小说名称都有隐喻的意义，即在未读完它之前，我们无从从题目猜测到小说的内容是什么。（有一个例外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萨》）。《面纱（The Painted Veil）》也是这样一部作品。
《面纱》是一部不难读的作品，比《蓝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都要好读一些。主要原因就是它有曲折的情节，根据地点和人物的变化的线索，我们不会被“思想”弄得晕晕乎乎。《面纱》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凯蒂的女性，故事一开始她和英俊的香港布政司助理唐生在自己的家里偷情被丈夫瓦尔特—一名无足轻重的政府雇佣的细菌学家，无意撞见。凯蒂随后被意图报复的丈夫带到了疫情暴发的中国内陆一个叫湄潭府的小城。凯蒂亲见了被瘟疫感染的中国人的死亡，目睹了同她一样皆为女性却现身上帝的修女们在中国救死扶伤，最后她遭遇了丈夫的感染病毒与逝世。
经历了有情的出轨、无爱的婚姻、生死的边缘，重回到英国的凯蒂对自己的人生开始了反思，她清算了过去的那个空虚、浮躁、没有独立性的自我，希望能过上感恩的、独立的、自由的新生活。
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隐去了许多不重要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对于理解故事发展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知道这些细节对于理解人物的心理变化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因为我即使不叙述它们也可把故事梗概讲清楚，所以我并没有赘述。作为作者毛姆也创造小说时，也是这样，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追求、创作小说时的宏观社会背景进行细致地交代。在他看来，没有这些背景，他照样可以把故事写得精彩。
在生活于16-17世纪的莎士比亚的著作里，在生活于18-19世纪的简·奥斯丁作品里，在生活于19-20世纪的毛姆的小说里，英国女性都有着相同命运，即如果她们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通过嫁给一位“财貌”双全的王孙贵族。没有财务独立性的女性，只能是男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的快乐是被赐予的，因而也是脆弱的。
凯蒂的母亲贾斯汀夫人同《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母亲班纳特夫人如出一辙，她们都绞尽脑汁，在社交场合为自己的女儿猎取如意郎君。贾斯汀夫人的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女儿。与伊丽莎白天生的反叛性格不同，凯蒂是经过了一系列打击之后，才否定了自己的母亲。但凯蒂比伊丽莎白走得更远，她的身上已经散发出20世纪独立女性的曙光。
毛姆的小说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探寻。在《面纱》中，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不是主人公，而是一个旁观者，他的名字叫做韦丁顿，是凯蒂在湄潭府时的一位解闷人。韦丁顿对于人生价值的论述，超出了西方神学人生价值论的局限性，对于我们也有参考价值，我把韦丁顿的议论直接摘抄如下：“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唯一能使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嫌恶中解脱出来的，就是纵使世事纷乱，人们依然不断创造出来的美的事物。人们描摹的绘画，谱写的乐曲，编撰的书籍，和人们的生活。而其中最为丰饶的美，就是人们美丽的生活。那是完美的艺术杰作”（P199，面纱，毛姆著，阮景林译，重庆出版社，2012.4）
在这里美超越了神，成为人的生活价值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