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以来，写过最艰难险阻的一个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那是小学某天的课后作业，回家以后，我把作文纸整整齐齐熨在书桌上，刚提笔，我妈就过来了。
她眯起眼睛看了看题目，问，
“那你以后想做啥子喃？”
我豪情万丈地宣布，
“卖麻辣鱿鱼！”
“你再好生想想。”她心平气和地说。
我跟她手里头的鸡毛掸子面面相觑，咽了一口口水，迟疑道，
“那……科学家？”
她凭借干涸的想象力否定了我，
“不得行，科学家找不到钱。”
“工程师？”
这下她满意了，眼睛亮晶晶的，工程师要做的事她不清楚，她只晓得很找钱。
事实证明她也一直秉承着“找不找钱”这个钢铁原则严于律我。
对于我这种古怪的小孩子，她就像一款高速运作的杀毒软件，精确扫描出我脑壳里冒出来的不那么经济正确的职业理想，然后挨个掐死。
我想当超市的广播员，每天耷拉着眼角，瞌睡翻天地对着小喇叭喊，
“茄子，特价，一块五一斤……”
我想当小区的保安，穿身灰扑扑的制服，戴个灰扑扑的帽子，拿起手电筒百无聊赖地穿梭在灰扑扑的楼道间。
我想摆个麻辣烫摊子，用大骨熬汤，择质量最好的菜，锅盖一揭，满屋子都是咸鲜。我端坐中央，如一尊神佛，边数签签边收钱。
我妈坚决不允许。
一来是因为，这些职业的平均工资都没到两千，二来，她觉得不高级。
众所周知，我妈是个开茶楼的。
茶楼算是洋气的叫法，通俗点叫茶馆，再直白点叫搓麻将的地方。
我妈学历不高，心气很高，每当别人说茶馆，她就把脸一垮，正儿八经地纠正说，
“茶楼，茶楼。 ”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我出人头地，然后给她找好多好多钱。
我们走在街上，身旁嗖地驶过一辆奔驰，她咂咂嘴，一脸不屑，
“你看那个外壳，一看就只值三四十万。”
没一会儿，又嗖过去一辆宝马，她咂咂嘴，一脸不屑，
“x1有啥子好开的，早就过时球了。”
又嗖过去一辆凯迪拉克，她精神来了，指到起问我， “哎这个是啥子车噢！”
我想了想，说，
“国产的，杂牌子。”
她希望我考镇上的公务员，凌晨三点了，还扯起我耳朵上政治课。课堂狭小，内容陈杂，听得我东一耳朵西一耳朵。
迷迷瞪瞪里，听到她念叨着，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以后还容易耍朋友……别个男娃娃屋头都喜欢公务员儿……”
我眼皮灌了铅似的往下耷，归心似箭。阀门关闭的前一秒，听到她叹口气，幽幽地说，
“也可以照顾我跟你爸的晚年……我们两个个体户……老了没人照顾会很辛苦……”
我瞌睡醒了。
握着她的手，我说要得，妈你放心，我考公务员。没由来的鼻酸堵住了耳膜，我屏住呼吸，借口上厕所，出去狠狠揩了一把鼻涕。
其实愈长大愈晓得，自己当年那么多不切实际的理想，只是对妈妈严苛管教的另一种形式的反叛，到头来发现，自己真正在意的，还是这个凶巴巴爱唠叨不落教的中年妇女，这个跟洋气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小镇。
风筝在天上动物凶猛地飞，耳畔的气流叫嚣着老子不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
但生老病死这根线细细一牵，它还是会回头。
它总会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