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朝顺治帝做的一首悟道诗: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胧又是谁。
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人生短暂，到底有没有目的？人生如梦，这梦能不能延续？人间多苦，这苦有没有来头？人情断肠，可否逃过这刀口？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这声音响自历史的源头，和历史一样悠久。它曾引人超凡入圣，它仍然在轻敲着追寻生命奥秘的智者的耳鼓。
有了生命，就有了生死；有了生死，就有了“为什么要生要死？”“能否只生不死？”以及“能否不生不死”等等问题。这样说来，轮回转世的理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麻烦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不是，恰恰相反：这些复杂问题本身就是因为不相信轮回这一简单事实以后才产生出来的。要是人人都相信轮回，谁还提这样的问题？
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不把轮回转世当作“信仰”。对他们来说，转世现象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对它的认识是一种常识。没有人会把常识说成“信仰”的。其实，一旦你用上“信仰”这个说法，就隐含了“有些人不相信”了，人人都信，必然会习以为常，也就成了常识，而非“信仰”了。我们要取下轮回转世头上“信仰”的帽子，还它个天真自然的“常识”的本来面目。
人人都相信的，就没人出来提倡。不信的人多起来了，才会有人出来提倡。古今中外，谈论轮回转世的书多如牛毛，相信并提倡轮回转世的历史名人数不胜数。提倡是提倡，可惜“常识”最终还是变成了“信仰”。
现在许多人不相信轮回，认为是“迷信”、“反科学”。他们老记住科学和宗教打架的旧仇，把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东西全都说成“反科学”。殊不知科学发展到今天，早已在悄悄和宗教握手言和，并且在许多方面证实着宗教中的基本概念和说法。而在这些被证实的基本概念中就有轮回转世。
要按科学的观点，真能称得上轮回转世科学研究的，还是近几十年才有的。自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开始，轮回转世的研究便一直在长足地发展，至今仍保持着方兴未艾的势头。1982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轮回转世；而英国保守的“星期日电讯报”的民意测验认为，在过去十年中，一般民众中相信轮回转世的人数从18%上升到了28%。这已经足以说明，轮回转世的研究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是卓有成效的了。
诗仙李白曾如是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这已经很令人惆怅，而有的人的一生又有很多坎坷和悲苦，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心理医学界对轮回转世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受试者引导進入类似于佛家打坐入定的催眠状态，回顾和重历一个个前世甚至是转世之间的彼岸世界。这些研究者发现，人们的一生其实是被高层生命事先安排好的，一些安排甚至是本人转世前同意的约定。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后来成为轮回转世研究中有名人物的专家和医生，最初都是不相信转世的。但自己亲自作出的结果摆在面前，回避不了，否定不了，不信不行。他们大多经过了一个从不信，震惊，对过去理解的动摇，到最后相信并积极投入研究的过程。
例如，迈可·牛顿博士曾用催眠方法研究转世之间的精神世界，他在《性灵之旅》(1)和《性灵宿命》(2)两本书中描述了很多案例，他发现，如果一个人的下一世被安排死于暴病，或被杀害，或死于灾祸，他往往在转世前被事先告知。尘世中的悲剧并非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错误的事情，一切都有其宿命的因缘。这些安排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当事者偿还前世的业债，或在苦难中锤炼当事者的灵魂，甚至是为他人提供一个在逆境中升华的机会。
在一个案例中，受试者的前世死于纳粹集中营。这个生命和其他三个生命自愿地转生成犹太女子，在1941年，她们从幕尼黑(MUNICH)被抓到位于DACHAU的集中营，并被关在同一个营房里，这些都是宿命中被安排好的。这个女孩在那一世死于1943年，当时她才18岁。她在集中营里所要做的事情是照顾在那里的儿童并尽量使他们生存下来。她勇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另一个案例中，受试者的前世是一位女子，在结婚两年后死于德州的一个农场。在转世前，她被允许从三个死亡方式中任选其一：一个是在两个醉鬼的枪战中被流弹击中，一个是从马背上摔下而死，还有一个是溺水而亡。这个生命选择了第一种离开尘世的方式。她选择在婚后两年离开俗世的原因是她的丈夫在那一世需要经历失去深深爱着的人的痛苦，以此来偿还前世的业债，并学到一些教训。这位女子的选择完全是为了她丈夫的还业和提高。
回顾这类案例绝非是想说人们的苦难是命中注定而无须同情。恰恰相反，俗世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尽我们的所能抑恶扬善，主持正义，维护善良。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甚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人是在犯罪，必将在来生偿还其罪过。
从高于人间的层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事情都有其宿命的安排，都不是偶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修炼到一定层次的人，能够看到这些安排，对未来進行预测，这就是宿命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