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久远的。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即使我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孔子一道被后人尊称为孔孟。孟子是儒家学派的继承者，他将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继承和发展，提倡“仁、义、礼、智”，并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就是宽厚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即“仁爱之心”，“义”就是正直，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性格，即“正义之气”。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虽然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备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现在看《孟子》一书，是一部华冠千古的古代散文集，其思想更可称为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文气势磅礴，如滔滔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浩浩长江，白浪滔天，可谓流传千古，泽被后人。我非常钦佩于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采纳他的政治主张的实际行动和为自己的远大抱负所付出的努力。可以说，孟子真真正正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者。他始终是心怀忧惧的，概括起来，孟子的忧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天下纷争，乱世残民；虐政猖獗，祸国殃民；仁义充塞，邪说诬民。所谓忧患意识，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历史责任感，是对社会和人生富于远见的深刻思考。通过对潜在危机的洞见，提出预防措施和主张，从而表达主体关心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忧虑心理。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近来重读《孟子》，再一次为孟子的雄辩风格所折服。
《梁惠王上》中说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己觉得“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而“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不是去直接指出梁惠王的不足之处，而是以“王好战，请以战喻”巧妙地将话题转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接下来，他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明白并承认，自己所谓的“尽心于国”并不比邻国之政好多少。同样，在面对齐宣王时，孟子为了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从“好乐”切入话题，后又将音乐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而激发了齐王的兴趣，使他忍不住问道：“可得闻与？”但孟子并没有就此阐发他的道理，而是以“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和“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两个问题，让齐宣王很容易的同意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数人乐乐不如与多数人同乐，从而使齐王在思想感情上趋向与民同乐的观点，于是他滔滔不绝地“为王言乐，”引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意即:与民同乐，推行仁政，人民归附，便能统一国家。（《梁惠王下》）。作为卓尔不群的雄辩之士，孟子充分展现了其能言善辩的人格力量。
在《孟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对古代的“圣人”非常尊崇，并把它们作为理想人格的终极目标。所谓“圣人”实际上是指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始终漠视现实的利益，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为千秋万世着眼。孟子以他作为思想家的深刻洞察力，审视了前代“圣人”的所言所行，揭去了“圣人”身上的神秘色彩，且提出了“圣人与我同类”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每个人如果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因此他反复强调：“尧舜与人同。”（《离娄下》）。“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这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之论，足以使凡夫俗子兴奋了得。在这种自我意识的支配下，孟子的自信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有人认为这是孟子口出狂言，是其主观唯心主义自我意志的肆意膨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孟子这种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气魄和胆略是建立在对自我价值和人格力量的自信基础上的，它体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获取自由的一种巨大历史自豪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社会责任感。
虽然研习《孟子》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回味无穷。这也算的上“粗读况能益终生，细品岂非耀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