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听到一则关于王安石的小故事，使我与千年前的王安石产生了极大共鸣，思绪万千，久久难抑！

      王安石晚年罢相后闲居南京，他每天都骑着毛驴到处漫游，而且总是随身带十几张大饼。路上有人问：你要去哪里呀？王安石回答：如果仆人在驴子前面，就听仆人的。如果仆人在驴子后面，就听驴子的。一主一仆一驴，毫无目标漫游，走累了或是走饿了，可能在山顶，可能在水边，随便找个地方停下，他自己吃大饼，仆人吃大饼，驴子还是吃大饼。全然没有高低贵贱的主仆之分，甚至没有人畜之分。

      我特别感动于这个故事，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关于选择。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我们常常纠结于选择而迟迟没有迈出第一步，最后要么失去了机会、要么消耗了精力而一事无成。实事上，大部分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遇到这种选择时，我们不妨学一学王安石，少一些功名利禄的算计，多一些信（驴）马由缰的豁达。其实，只要内心充满阳光，到那里都有美丽的风景。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关于与世界和解。从这个故事看出，晚年王安石已经完全超脱了世俗偏见，达到了思想上的彻底解放，真正做到了与世界和解。这是经历过大起大落后的通透，是见识过人生风雨后的豁达。这种境界，是多么不容易达到，让人羡慕不已，只有高山仰止！！！

        以上两个原因，促使我迫不及待的想进一步认识王安石，去探究这个有趣又可爱的灵魂是怎样炼成的。

      王安石，公元1021年生于江西临川，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又称王荆公。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最大的功业是主持了王安石变法，这也充分说明，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

        一、邋遢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最高官拜宰相，据说他特别不修边幅，经常不洗澡、不换衣服，因此人送外号“邋遢宰相”。

        公元1042年，王安石高中进士，授扬州签判，相当于政府办公厅秘书，在知府韩琦手下办公。当时的扬州以风花雪月的夜生活著称。所谓十里扬州、灯火不休。文人雅士都盛行喝酒作乐。但王安石身处其中却不喜此道，他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第二天不洗漱不换衣服就匆匆上班。韩琦以为王安石也一样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学业。王安石也不辩解，只说韩公不能知我。

          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赴京赶考。此时王安石早已名满天下。在京城期间，苏洵与王安石在欧阳修的家宴上首次相遇。宴会后苏洵问欧阳修，今席间“囚首垢面”者何人？意思是那个像囚犯一样不梳头、不洗脸的人是谁呀？欧阳修笑着回答，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呀。后来，苏洵在一篇文章中评价王安石：“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意思是凡是能作出有悖常理事情的人，鲜有不是大奸大恶的。这几句话，一方面有苏洵与王安石交恶后人身攻击的意思，另一方面也确实指出了王安石邋遢的生活形态。

        王安石不爱洗澡，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有一天，他和大臣王禹玉一同觐见神宗皇帝。在回答皇上垂询时，王安石侃侃而谈。就在这时，有一只虱子从其衣领处慢慢爬出来，爬进了他抖动的胡须里，并在胡须里钻钻停停，有时黏住一根胡须不动，似乎是在荡秋千。皇上看到了，忍不住笑了起来。王禹玉也看到了，却不敢在皇上面前提醒他。只有王安石自己不知道，还在专心致志地回答皇帝的问题。退朝以后，王禹玉对王安石说起了虱子爬在他胡须上这件事。王安石听后，赶快就叫随从来捉虱子。王禹玉急忙制止道：“虱子是不能捉的，为什么不能捉呢？这里面有一个道理。”王安石不解地问：“那你就说说这个道理吧。”王禹玉微微一笑，缓缓吟道：“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意思是这虱子可了不得，曾经在宰相胡须上游玩，而且还被皇帝御览过。

      二、拗相王安石

        除了“邋遢宰相”，王安石还有一个外号叫“拗相”，意思是他特别固执，不听人劝。王安石最为后人熟知的是其主持变法。而他执拗的性格特征在主持变法时表现尤甚。

        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时期。此时的北宋历经百年，已经由盛而衰，变得积贫积弱。可谓外忧内患、民不聊生。早在王安石变法前25年的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就主持过庆历新政。当时仅仅是尝试吏治改革，就遭遇了空前的阻力与反对，最后不得不废止。宋仁宗也算一代名君，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继续在位20多年，尽管眼看着江河日下，北宋的江山已经到了奔溃边缘，但他始终不敢再提半个“变”字。王安石步入官场后，也曾几次上书仁宗，言辞激烈的劝仁宗变法图强。可这些上书都如泥牛入海，得不到半点回应。王安石最终只能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请求将自己外调地方，以求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到宋神宗继位时，北宋国库已经空虚到连新皇登基大典的钱都拿不出来。此时的神宗刚满20岁，可谓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决心力挽狂澜，救北宋于危亡，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改革。但他放眼朝堂，满朝文武皆暮气沉沉、老气横秋，全无改革的锐意和决心。神宗只好把挑选的眼光放到京城之外，他应该早听说过王安石，尤其是听说过王安石以前的一些改革言论。于是急招王安石入京，从地方小官升任宰相，主持改革大局。史称王安石变法。

        可以说，王安石是在一片巨大的反对声中开始了变法。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朝五位宰相，竟有四位反对。其他反对的名人还包括著名的司马光以及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等，甚至同朝为官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强烈反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激烈对抗，逐渐演变成了朋党之争，即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核心的旧党之争。实际上，旧党成员也大都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他们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反对变法，但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范围过广、目标过高，主张从实际出发，采取温和的方法，循序渐进。但年轻冲动的神宗和执拗的王安石却一意孤行，推崇猛药治恶疾，在多方反对浪潮中依然强力推行改革。很快，这次既缺少大众基础、又过于激烈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宋神宋为自己的年轻买了单，王安石也草草下野。

          对于王安石变法，一千年来争论不休，可谓毁誉参半。赞赏的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拯救了危难中的北宋，让北宋统治得以延续，贬毁的人则认为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靖康之难，加速了北宋灭亡。一千年后，我们反思之，如果王安石性格不那么执拗，某些方面听从司马光等人的建议，或许他为国为民的改革成就将更加巨大。  如此种种，我们当引以为戒！

          三、文学家王安石

        从文学角度看，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我们中学课文中选用了王安石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如《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游宝禅山记》等。这里只以《游褒禅山记》为例，此文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其中的名句：“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种心得和体会十分深刻，客观意义也远超游览本身，对后人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四、晚年王安石

      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调任南京，远离权力中心，过起了退休老人的闲居生活。特别是经历了一系列大起大落后，他终于看淡了一切也看透了一切，以往的恩怨都化为了烟云，以往的政敌也变成了朋友。这其中，晚年王安石与苏轼交好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佳话。

        公元1084年，苏轼在被贬途中路过南京，听说王安石生病了，特意去探访。苏轼后来写过一首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首诗的前两句写苏轼造访王安石的情景。苏轼骑着毛驴进入渺渺无人的荒山野坡，远道而来，特地看望病好后的王安石。诗中想念、遗憾和尊敬之情溢于言表。这对因变法持相反态度的政敌，如今是多么的相互想念和渴望相聚！据说，王安石也穿着山野之服，乘着毛驴到江边小船上回访了苏轼。苏轼未及整冠而迎接说：我今天竟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意思是说，我们这样的人还用讲究什么礼节！后来两人互访数次，相见相谈相游，甚为投机。苏轼诗中后两句：“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里王安石向苏轼建议，可向皇上请求，在南京给三亩宅基地，买田置业，长久居住，彼此结邻终老！但这仅仅表达了王安石对苏轼的深情厚谊。苏轼为贬谪之身，岂能如愿。在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后，苏轼终于要离开了。王安石看着远去的苏轼，对身边人动情地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句话表达了王安石对苏轼人才品德的由衷欣赏。这对政治上的敌人最终成了惺惺相惜的挚友。

        到这里，王安石的故事告一段落。对于王安石其人，邋遢也罢、执拗也罢，只要无关乎人品卑劣，都可以理解和接收，我们不能苛求他必须是完美的、毫无缺点的。特别是他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和勤勉务实的干事精神更是值得肯定和学习。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优点的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人物。

        夕阳西下，又到了回家的时候，骑着毛驴的王安石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只在身后留下长长的影子……！

        此情此景，正应了王维《终南别业》中的名句：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