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说中，早在汉代，张謇出使西域时，就把鸦片传到了中国。唐朝时期，四川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名为“阿芙蓉”。不过，这时候的鸦片，还不是用来吸食的，而是种植起来观赏，或者作为药用。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把“鸦片”作为“阿片”的俗名，载入了医典之中，而这个时候是1590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明神宗朱翊钧当政的时期。在明神宗背后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影子，还有一个时代。
万历皇帝明神宗以“鸦片皇帝”著称，而他自己也算是中国开始吸食鸦片的比较早期的一批。当然，从现在流传较广的资料看起来，神宗当时服用鸦片，并不是为了获得吸食的快感，而是用作壮阳。鸦片到神宗这里，名曰“壮阳”，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春药，所以有神宗“三十年不上朝”的说法。
到了清朝初年，海禁开放之后，原本在福建沿海一带的吸食鸦片之风，逐渐在全国席卷开来。要说起这吸食鸦片的方法的话，还要“归功”于苏门答腊人。在17世纪以前，中国人民都很单纯地食用生鸦片，而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渐渐探索出食用熟鸦片的办法：
“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制成丸子或者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中国科学院《美丽的邪恶之从罂粟到鸦片》
鸦片对国民体质和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雍正王朝于1729年制定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颁布了《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这条例是这样说的：
“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然而这禁令并没有将吸食、进口鸦片入罪，也没法阻止鸦片的横行，其实际结果却是越禁越多，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成倍增长。从1800年至1838年，鸦片从4570箱增至40200箱。
1800年，嘉庆帝在位期间，也多次谕令严查进口鸦片、禁止国内栽种，就连鸦片的吸食者都在惩办之列。1813年，嘉庆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
几十年后的道光19年（1839年），一部全面地《查禁鸦片章程》终于颁布了。这部全文共39条的章程设置了输入鸦片罪，种植罂粟罪，制造烟土罪，贩卖烟土罪，吸食鸦片罪，开设烟馆罪，制造鸦片烟具罪等罪名，对于首犯，多处以斩枭、绞立决、绞监候等重刑。
以严刑峻法全面禁烟是这一次禁烟运动的特色，然而起到的作用仍旧有限。有数据表明，至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输入量1836-1839年年均35 445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9页附表。）“进口量比鸦片战争前大大增多，仅上海一口输入的鸦片就已接近鸦片战争前全国鸦片进口的总量。以1854-1855年度为例，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为1 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911万两，竟然占到总货值的72%”。
时间到这里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此时国内的情况是，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英美的传教士们也愈来愈感觉到向中国倾销鸦片是对“高尚事业”的亵渎和玷污，于是有了1890年在上海成立的“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第二年，这个联合会有了自己的杂志，叫做《教务杂志》。教士们搜集照片、撰写文章，描述中国吸食鸦片者的悲惨情状，并把它们刊载在自己的《教务杂志》上，发回国内。
这些杂志发回国内后，尤其是在英国，引起了人们对鸦片贸易的强烈反对。1906年，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党终于在竞选中获胜，他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终结这不光彩的鸦片贸易。在这一场战役中，舆论手段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胜利。
又是一年过去，中英两国之间，终于在艰难的斡旋下达成了《中英禁烟协议》。而主持这次斡旋的功臣，就是被我们骂了一个世纪的袁世凯。似乎是，这袁总统在鸦片上栽过跟头一样，对此讳莫如深。维基百科中这样描述袁世凯的禁烟：
“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
虽然清朝的禁烟总体而言仍旧是失败的，但嘉庆、道光等开明的皇帝，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禁毒有功的袁世凯，还有许许多多英雄先辈们，都应该被我们铭记。
禁毒不是历史，而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