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会说你可以杀我，要我打我父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这有悖天理，我可以触犯你的法律，不但我不能逆天而行，这就是另外两码事情。
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后那句话，天理何在？
这就是处理第二个悖论的问题。所以，谢林他是黑格尔分歧在这里。
他也承认，黑格尔跟他的一样的地方，承认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有天理的。但是，黑格尔整个的体系在谢林看来，也就是围绕着问题来展开，如何来解释问题。天理和我们的人的理性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实际上就是规范性的权威和规范性本身的关系，到底如何来解决，他认为黑格尔的问题，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是围绕问题来展开，大手大脚，黑格尔的体系庞杂，他就照顾最重要的东西，黑格尔讲那么多话，到底在考虑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规范性的权威何在，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的。
绝对精神最后黑格尔告诉你，权威是在绝对精神中的自我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来解释和证明的，黑格尔会这样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谢林说，否定哲学在不得不求助理性事实上土崩瓦解了，他只能够求助于说，不要再问了，康德说这就是一个理性的事实，但是，康德又告诉我们，理性的事实是我们人设定的，否定哲学在他们求助理性事实上已经土崩瓦解了，根本明他们根本不能成立。
因为理性的事实，像任何其他的事实一样，是我们值得接受的实在的东西，恰恰他是理性的事实证据，天理有的，要不然不会成为一个理性的事实，而康德不承认他，认为这是我们的设定，谢林认为理性的事实，的确其实你就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理性的事实，这恰恰证明有这个东西。
可是他说，康德的理性事实，实际上表明理性本身不能说明我们宁可要他，而不是某个别的形而上学事实。为什么我们人只能够追求理性事实，说明不了，理性事实说明不了，这个悖论表明，理性的事实不能够说明我们宁可要他，而不是别的形而上学事实。
所以，康德刚才讲的自我立法的悖论是表明，理性不能解释他自己，太深刻了，理不能解释他自己。
而黑格尔最多表明，但是，黑格尔是不是好一点，他说黑格尔也有问题。黑格尔最多表明，我们能够建构一个自我封闭的逻辑思想体系，但他不能证明，逻辑思想体系需要现实世界的任何东西。谢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黑格尔的确比康德要好，他是看到有理性之外的东西，可是他是要来在理性内部来证明这个东西，而完全不顾理性以外的存在或者世界，所以，黑格尔也不能完成他的任务。
一句话，他认为黑格尔问题是看到了，但是，黑格尔是在理性的范围内部来解决问题的，他根本就不承认那个东西有客观存在，就是世界需要有现实世界的某些东西。与黑格尔相反，谢林到了晚年真的是胆子也越来越大，他早年是坚决主张统一，认为所有的对立和两分，是要克服的东西。
可是到了他晚年，他认为我们的思维，不得不有一个最终的二分，最终的二分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思想以外存在的东西。一个一边是我们的思想，一边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思想外存在的东西就是谢林讲的，形而上学事实。
形而上学事实提供我们所要的规范性的基础，就是理性的规范性基础，理性具有规范性，他的基础，理性的规范性哪里来的？
不是你自己提供。是形而上学事实提供的，就是理性之外的形而上学事实提供的，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想法。不是理性的事实，而是存在，最终是上帝形成我们自由的规范性基础。为我们的自由提供理由，使得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理由，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存在或者上帝提供理由的理由。
谢林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一切思维开始还不是思维。
按照知性来说，讲这个话的人，大脑进水了，思维开始就是思维，怎么思维开始就不是思维了呢，这里面要理解谢林的这句话，要结合在一切思维之前的东西，也是谢林的幂。
也就是在这和世界一切发展之前的东西，终极性的东西，在一切幂之前的东西也在一切思维之前，这是谢林的原话，当然存在一切幂之前发生，存在是先于一切思维的不可预先思维者，不可预先思维，存在从道理上来讲存在思维之前，可是他就是在思维当中对我们最初出现的，他是存在是不可预先思维者，他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还是肯定是有一个根本的关系。
从存在论上讲，存在先于我们的思维。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先于，他是先于一切思维的不可预先思维者，用知性和思维的，知性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理解，认为这句话是自相矛盾，先于一切思维，就是我们不能思维的东西，但是，他不可预先思维，他只有在思维当中才会出现。
谢林认为真正是在哲学是从否定哲学实在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否定哲学内部任何原理开始的。实在哲学不是在理性的科学内部进一步建构，他不像黑格尔那样，谢林拒绝给我们的思想任何绝对性。
绝对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可或缺的概念。可是谢林拒绝这个概念，他拒绝给我们的思想任何的绝对性，或者说像黑格尔那样，主张概念的东西有无限性，谢林绝都是不同意的，为什么？
这也就是谢林比较现在的地方，作为人我们始终是有限的，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他们始终要强调个人的有限性，作为人我们始终是有限的，我们始终是受约束的，我们是偶然的，我们总是囿于我们的历史和生活方式。
我们求助于理性作为上诉法庭，这是康德的做法，但谢林分析说，求助于理性，作为上诉法庭要求本身，却没什么为他做担保，要求本身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只能够求出理性，作为上诉法庭，就不能求助天道作为上诉法庭呢？
这没有道理的，这个要求本身没有担保，因而他说，求助理性作为上诉法庭只能是悖论的，是自相矛盾，不但是自相矛盾还是自我否定，走出悖论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认我们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依赖于某个比我们高的东西，某个实在的形而上学事实。
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他针对康德讲的理性的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事实，这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但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在后来在当时是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所以，在思想界越来越接近的十九世纪30年代，谢林在柏林的演讲失败是可以预计，你看看底下坐的是什么人？
克尔凯戈尔、恩格斯，都是思想非常激进的人，他们不会接受说人是有限的。他们不会接受这种思想，更不会在我们人的理性之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形而上学事实，形而上学事实就是不可否定的，就是绝对的东西，不接受。
一个适当的实在是哲学家理解，基督教的上帝不是理性是什么？
他是解释我们人的自由和思想的一个事实。很清楚了，形而上学是什么？
上帝。正是上帝解释了我们人为什么是自由的，我们人为什么是有思想，上帝在他的不能思维的预先存在中存在。
他自由地创造了一个与他相反的世界，在创造之前，上帝只是一个能在，后来海德格尔就把能在的概念借过去，上帝是在创造之前，上帝是一个能在，此外，上帝的意思就是要使一切公开清晰合并决定，因为上帝在其存在的不可概念化时，还不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上帝存在于他的可概率性。
谢林又绝对不是像人家讲的，不要去问了，上帝不可思考，我们就假定他设定，他不愿意走这个路，他认为新上帝是可概念化的，上帝作为一系列开放的可能性，后来黑海德格尔说存在是什么，存在是确定的可能性，就从这里来的。
上帝作为一系列开放的可能性，是一些可能性，而不是其他可能性，它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可能，他是有规定的可能性，为什么上帝是这些可能性可能，而不是那些可能性可能，他说是人解释不了了，不要再问了，这没有办法解释了。
这不是我们先天能洞见的，泛神论的观念论错误就是认为，世界以某种准逻辑的方式从上帝那里发散出来，泛神论完全误解了上帝极端的自由。
我们理性思维那种概念的推理的理性的是没有办法，他绝对自由，你不能够掌握他，因为他不能够理解作为人的存在的上帝，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
谢林的回答是上帝要先天描写的过程的目的是，他应该被认识，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
就是上帝认为他应该被人认识，也就是言下之意，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上帝希望他被我们人认出来。因此他创造一个可知的世界，在世界当中人靠他的理性的帮助，来认识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