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湖南农村一个普通的家庭。我的故乡有山，但山不高；有河，但并不波澜壮阔。

上大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家乡。湘南小镇上，交通不甚发达，消息比较闭塞，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那时候的家乡，民风彪悍，村里头有几个年轻人在外面混世界的，实际却是在火车上当扒手。村里书记就是村霸，横行十几年，无人敢挑战。经常能遇到打群架的，一帮年轻人玩命往前冲，不死一两个人根本停不下来。最骇人听闻的，是隔壁村有户人家把邻居的小孩杀死了，垫在自己家里刚去世的老人的身下放进了棺材，作为陪葬。听过见过这么多“彪悍”的事情，再加上我发育迟缓，小时候个头比同龄人矮一截，我胆子小极了，不敢跟陌生人说话，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敢独自上山，不敢一个人走夜路，甚至不敢一个人睡觉。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沉醉在了书本的世界里。

我终于高中毕业了，总算离开了湖南，到南京上大学，到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我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没有人骂我，没有人管我，我变得不那么爱学习，把时间都消磨在球场上、在扑克牌桌上，消磨在一些毫无意义的地方。

很多事情以为自己已经遗忘，却没想到写下来这么多，最遥远的大一时发生的一切都丝毫不曾淡忘。

大学开学了，父亲送我到南京。我是宿舍第二个报到，第一个报到的是一个福建人。第一次卧谈会，宿舍就排定了座次，福建人排行老大我因为年龄小当了老六。我们班是一个“和尚班”，清一色全男生。同学们来自各个省份，第一个小名很快敲定了，很多都是跟自己的家乡有关，有“福建佬”“小海南”“小四川”。有一个上海同学，有一次听他父亲打电话叫他，听起来就像在说“我萎了”，从此这三个字就成了他的绰号。

第一学期宿舍八个人经常集体行动，很少有落单的情况发生。南京的冬天也是没有暖气的，晚上格外冷。宿舍8人集体出游，去了夫子庙，买回一大堆“防弹背心”——黑颜色的棉夹克。每逢上大课的时候，宿舍八个人全部穿上“防弹背心”，鱼贯而入，必定引来无数眼球，围观者的表情各异，让人猜不透。

我们的英语老师气质出众，长相和声音都很甜。圣诞节，戴老师跟我们说了句“Merry Christmas”，一直甜蜜了四年，还有她唱的那首《Edelweiss》，更是时常回荡在耳边，意淫许久。大学迷上了听电台，迷上了张艺，听897音乐网，却突然有一天意兴阑珊，嫌她啰嗦结巴，从此改听张耿，改听陈楠，直到毕业。

大二国庆节夜晚，跟湖南老乡在紫金山顶度过，看到了南京城的万家灯火，太阳出来的一刹那，我们笼罩在绝美的幻境中。卧谈会的内容变了，大家开始讨论女生，交流各自的新发现。宿舍里装了电视，每天晚上看《笑看风云》，“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成为流行。冬天，听说有狮子座流星雨，跟着“小海南”带了点白酒一袋瓜子，到了紫金山吃完瓜子喝完酒睡了一觉就回来了，对流星雨的印象倒是一点都不深刻。宿舍里活络的同学为我们联系了联谊宿舍，一群傻萝卜，除了不惜重金请她们吃了一顿自助外，见面就成了陌生人。当然也有主动来找的，小霞来找福建佬，差点成了。有一年初夏，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了，“我萎了”去追赶游行队伍，据说KFC被砸了，“我萎了”还没到，“大部队”已经往回走了。我看到这盛况，就想起小时候那帮打群架的，杀马特一样的装扮，在小镇街道游街，突然就没什么兴趣了，所有也没有参加。

大三无疑是灰色的，秋天特别容易让人伤感，让人想起一些事情，我也想到了一件必须马上去做的事情。我暗恋一位高中女同学“伍怪”，人长得不怪，就是学习特别好，被一些羡慕嫉妒恨的人取名“伍怪”。我给她寄出了一张深褐色的千禧年贺卡，却好几个月没有回音。千禧年前一天，从电视上看，晚上的新街口感觉随时会挤死人，大家都在迎接千禧年的到来。同学们都各有安排，我干脆窝在宿舍里看电视，并在睡梦中迎来千禧年。

“韩老三”感染了肺结核，很快就被学校隔离在东门边的小平房里住了。其他七个人也担心感染，一起跑到医院检查，有六个人皮试长了包，大家都以为世界末日来临，于是一起跑到金鹰大厦6楼，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吃了一顿丰盛的自助晚餐。第二天，全楼层的人都去医院检查了，总共有一百多人，回来也都去金鹰吃了一顿大餐。

大三离迈入社会已经不远了，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也找不到人生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跟另外一位高中同学核对了一遍“伍怪”的地址，从此开始书信来往，坚持了整整一年。后来大四的时候，还把工科大学生的“必修课”——金工实习时自己做的一把铁锤子送给了她。故事到这里就已经完美了，再延长一点就是多余了。十几年后，我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家快餐厅听到《春风十里》，却突然又想起了“伍怪”。春风十里，不如你。夏阳满山，不如你。秋雨淅淅，不如你。冬雪皑皑，不如你。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就因为你是青春里最宝贵的一段回忆。

面临毕业的人生选择，大四更加浮躁了，有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宿舍里展开讨论，可是好像怎样选择都是错。我打酱油似的参加了考研，总分虽然很高，但有一科准备不充分没考好，一个月都没有高兴起来。这才想起来要找工作了。无聊的日子不是玩电脑，就是去苏果，还去夫子庙逛逛，到处发掘好吃的东西。写论文，拍毕业照，写留言册，吃散伙饭，喝酒，抽烟，踢球，聊天，打发无聊的时光。为了星期天的球赛蓄体力，我和小红，小头和小瘦去爬紫金山，一帮男人真没劲，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男人了。最后一个月频繁聚餐，一次次地不醉不归，有一天晚上，我半夜爬起来，强撑两步，硬是将腹中之物吐到了别的宿舍门口。大学的最后几天，全宿舍的人去校园里和明故宫照相，大家都春光满面，好久没有这样聚到一起了。晚上有同学在楼下集体唱伤感的歌曲，一次次往返于学校与火车站之间，嗓子都哭哑了，哭不动还是想哭，离别真的来了。

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来到北京。

那年秋天很短暂，工作的一天却无比漫长。

我和“伍怪”的故事并没有完，还剩下一个可有可无的“尾巴”。我到了北京以后，并没有跟“伍怪”联系，听说她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后来还听说她要出国了。

那年初冬，她打电话约我见面，让我颇感意外。

时光倒流到大三那年暑假，我从小镇坐火车去新塘找她。下了火车以后，我在街边找了一个台阶坐下，然后等她出来见我，从中午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她人影，我以为从此不会再见面了。自从高中毕业后就不会再见了。

那天晚上天气不错，微风吹在脸庞，并不觉得冷。

华灯初上，我在359总站等她，一个小时后，来了一辆359，我连忙望过去，只见她最后一个下车。借着路灯的光，我们四目相对，足足五分钟。为了化解尴尬，我说带她到我生活的地方转转。我带着她在机场南路的林荫道上缓慢地走着，彼此寒暄了几句，又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林荫道很长，但也很快就走完了，我们来到一棵大树下，几乎没有灯光，很暗很暗。她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有点懵，一时不清楚她的意思。就这样，我们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跟我说：“太晚了，宿舍要锁门了！”我瞬间清醒了，当时的心理活动已经完全记不清楚了，也许可能在想“但盼风雨来，能留卿在此”，可是北京的初冬，天高云淡，是一个适合道别的季节。我没有说一句话，她转身向车站走去，我在后面跟着。她上了车，车走了，向城里开去，在昏黄的路灯下，公交车的影子逐渐模糊，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一起远去的还有记忆里那些模糊的片段。高二那年，也是秋天，阳光正好，课间休息的时候，“伍怪”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远处的云，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用两只胳膊支撑着身体，衬托着苗条的身体。她在看云，完全没有看我，整个人定住了。另外一个同学欧阳也路过，她回教室取出纸和笔，快速地画了下来。这时候“伍怪”转过身来发现了欧阳和我，只是淡淡地一笑，就兀自回教室了。我感觉她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却很远。大学时和她一年的书信往来，双方都积了厚厚的一沓信。大四的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全是我寄给她的信，她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我也把她寄给我的信原封不动地寄还给她，作为最恰当的回应。距离让彼此产生了足够的美感，在那些信里，我表达了对她的钦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在她给我写的信里虽没有敷衍，却也找不到爱和承诺。

北京一见后不久，她去了美国，从此再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