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我挑着小木箱，带着锄头和泥箕，到逐卜中学报到入学。

能读高中，是值得庆幸的。那一届，我们峪阳完小附中两个初中班近一半同学去了五七中学。按家庭出身推荐上学，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

学校没有围墙，校园延伸到后山，里面还有生产队的玉米地。饭堂在东面，和教师平房宿舍连成行。南面和大路并行的是一排学生宿舍，中间是大门，大门两侧有四间单身教师房，把宿舍隔成左右两边。东南角有个大礼堂，说是大礼堂，实际上是个大草棚，在那里只开过一次文艺晚会，平时做木工用。校园中间，高七、高八、高九三个班的教室由东往西一字排开。

我被分到高八班。班主任谭伟英，个高英俊，教英语，后来分文理班后教地理。毕业后见过他两次，他调回武德中学后刚好我在当地供销社工作，与赵广同学到他家吃过饭。另一次是到他学校招生。语文老师黄永隆，那禁人，我邻村。他个不高，朴实和蔼，字写得漂亮，爱人黄秀晶是初中班音乐老师。数学老师何源清，大新人，清秀，数学教得好，高考曾劝我报理科，说保我数学过六十。2013年我到大新做规划课题，与他通过话。化学老师陆永平，水口人，上课严谨，表达简练，板书好，每次化学课对我来说又是书法课。物理老师陈本银，湖南人，上课很认真，但外地口音浓重，不怎么听得懂。校长农春普，天等人，儒雅，常戴校徽，代过我班语文课，讲《岳阳楼记》，我喜欢听。

第一次语文课，黄老师让我念“日程”两字，我站起来回答，念成“日程（seng）”，见同学意味深长的目光，我脸上直发烫。1987年夏去北京，才知道自己壮话口音有多缺陷。

小学到初中，教学是“放养”型的，大量时间用在学农、批林批孔、批邓上，大家的文化基础普遍薄弱。高中数理化我根本听不进去，印象中，我没有独立完成过一次作业。

1978年春，邻班语文老师黄光军，带高七、高八、高九三个班部分同学到金龙中学考试，我也有份，但不知道用意。考完，黄老师对我说，你语文考得好，但数学不行，总分上不去。后来才知道，县里在龙州高中办文理科尖子班，从各中学考试录取。几位同学考上，离开了班里。

最后一年，学校分文理两班，我报了文科班。班主任黄光军，南宁来的，教语文、历史，学识渊博，上课生动有趣。没有复习资料，他在黑板写一段，我们跟着抄一段，然后讲解。他魏体粉笔字，一笔一划刚劲有力。每天早上，他都坚持带我们到校外跑步，然后做操。黄老师后来调到南宁三中，我去拜访过他。

学校附近同学走读，上课来，下课回。我家离校约30里地，周六下午回家，周日傍晚返校。每到周末，母亲都要磨好够一周的碎玉米，给我带去学校，还带上一些黄豆做菜。柴火一学期送一趟，是父亲挑去给学校过称的。

碎玉米交饭堂后，换回饭票。下课拿饭盒、饭票去饭堂排队领饭，碎玉米蒸熟切分，一块块金黄金黄的。平时饭堂不做菜，大家把黄豆放口盅里加水送饭堂蒸。玉米饭干硬刺喉很难下咽，蒸好的黄豆拿回宿舍放油盐，遇冷天猪油不化，成团浮在水面。

饭堂后背有一口井，井深口大没有辘轳，我没用过也不够力，每次提心吊胆只提半桶水。或等老师或高一届同学取水分用，非常不便。

宿舍建在坡底，有教室那么大，三个班男同学挤在一起共用。一年四季阴暗潮湿，我睡近门下铺，遇雨天大家进进出出，带进的泥巴都快堆到枕头，晚上侧睡，眼前满是泥巴。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学习，很煎熬。有一次学校组织积肥，路过大榕树下，望着平日回家的路口，突然很想家。还有一次周日，和母亲一起到地里收割黄豆，到傍晚了我还不想走，她再三催促，我才恋恋不舍先回家煮饭准备返校。

平时上学和我同行的是邻居的黄文清、伏排的黄知民、麻艳明。文清在高七班，第二年休学。知民在高九班，艳明是高一届。有一次返校遇上发大水，红阳桥头有一段路被冲垮，趟水时由于水急泥滑，我的一只凉鞋被冲走，我急得不行。好在艳明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否则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到学校已是天黑，晚饭是在家里煮好带来的。没带的同学则趁饭堂还有火炭，赶紧支上铝饭盒煮。常见路远的同学半夜了还在饭堂炉灶口昏暗的灯光下弄吃。

入校一年后，政治氛围渐渐变得宽松，常听见初中班教室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每到早餐时间，宿舍前苦楝树上的大喇叭就会播出“银幕上的歌声”。学校组织过一次文艺晚会，我稀里糊涂被班里推上去“诗朗诵”，还获了奖，颁给我一本诗集做奖品。

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7月6日，高考前一天晚上，饭堂不开饭，好在箱底还有一抓米，我跟老师借来锑锅，在墙角垒灶生火。没有菜，这真真正正是高考前的一餐“白饭”。

三天的高考结束后，我没多想，觉得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已，哪有那么幸运考上的。没有期待，没有憧憬。收拾好书本行李，挑上小木箱，离开学校。走出几步，忍不住再回头，心想，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校门了。

那年我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