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

淑贞和我坐在临江的长椅上。夜已经密密层层地展开，两岸的灯火在江水里轻轻地荡漾，宛若星光，簇拥着江心摇曳的明月，像极了梵高的《星空》。一条披红挂彩的游船溯水而上，欢腾的迪斯科鼓点打乱了星空，待那游船走远，星空复又宁静。

在微醉中，淑贞开始讲她的故事。她先是用普通话，讲着讲着就变成了粤语，偶尔又插播一段英文，一扭脸看到我，就惊醒一般再又回到普通话，如此反复。我的粤语和英语都不太灵，她的普通话又有极浓的港式发音。

小时候，我家有台收音机，那是我家除了电灯以外唯一的电器。收音机又老又破，壳子摔裂了，用橡皮筋和医用胶布捆扎着，声音忽大忽小，还时不时地串台，倒也没耽误我断断续续地听完了《岳飞传》《杨门女将》。

那个晚上，我仿佛重新回到那台收音机旁。

故事的起点在六十年代香港的九龙城。

在我年轻时，香港是一个高端大气的文化符号。那里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大陆正努力实现的“四化”在那里早就实现了。发哥在那里驰骋江湖，谭校长在红磡体育场纵情高歌。在好莱坞大片一年只上映一部、英文歌只知道Yesterday Once more等十几首的时代，大陆年轻人所有高端的娱乐几乎都从香港而来。尽管在黑帮电影里我也看到滥透了的香港底层街区，却一直在心底以为那只是电影布景。

在那晚之前，我并不知道香港有九龙城，更不知道六十年代的九龙城是个什么样子。

淑贞在九龙城出生长大，跟着母亲住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鸽子笼里。淑贞说那鸽子笼层层叠叠如迷宫一般没有尽头，每一间小的几乎无法转身。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全家十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米三分之一沉于地下的小泥坯房里，屋里总是黑咕隆咚，只有一扇两尺见方的北窗在下午透进一角斜斜的西晒。淑贞淡淡地笑了一下说：噢，worse than that（比那还糟）。

淑贞的记忆里从未见过父亲。在九龙城这并不算件新奇事。虽然不新奇，却不会让她少受哪怕一丝一毫的欺辱。生活在底层的人，对比自己境遇惨的人更加无情，而孩子，则比成人更加残酷，就像《雾都孤儿》里诺亚对待奥利佛一样毫不留情。

淑贞不是奥利佛。成年的淑贞仍然黑瘦而娇小，随着她的谈述，我在脑海里映出一段动画：那些高她一头的男生在鸽子笼的暗巷里围堵淑贞，而她，凭着对蛛网般通道的了如指掌，以及灵巧柔韧的身型，从那些男孩子难以挤过去的缝隙间从容脱身，拍拍手，哈哈大笑而去。

从这片鬼里鬼气的魔幻现实空间里，一个又黑又瘦高颧骨的龅牙女孩走了出来。那年，淑贞刚刚读完初中，艰苦而屈辱的环境让她变得无所畏惧，心中熊熊燃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既无学识又无地位，也不肯自甘沉沦，淑贞唯一能做的体面工作是酒楼服务生。她深知自己没有生出靠脸吃饭的本钱，却也不以为意。凭着麻利的手脚、爽快的性格和在九龙城练就的识人功底，淑贞在酒楼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了领班。

淑贞停下来，点上一颗烟。把烟盒伸向我，用粤语说：要不要来一支？我摇手谢绝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烟：在酒楼当领班时，我开始抽上烟，一天总要一、两包吧。

那时候淑贞看到的未来就是努力攒钱，盘下一间茶餐厅，当上老板。她对自己很有信心，相信自己终将摆脱母亲的命运。

然而，命运决定在哪里转向往往难以预料，尤其是在青春年少时。

淑贞万没想到竟在酒楼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他从日本远道而来，在淑贞打工的酒楼附近的一个写字楼里做项目，每天来酒楼吃饭。他既不懂粤语，又不通英语，这位文质彬彬的食客得到了淑贞格外的关照，不但吃饱了肚子，还安慰了饥渴孤独的灵魂。一个月后，他向她求婚，将她带回日本。

十八岁那年，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在乡亲父老艳羡和祝福的目光中，南下北京。在同样的年龄，命运也向淑贞打开全新的一扇门，传来天堂般的美妙乐音。

丈夫比她年长十几岁，在一间大公司供职，收入稳定。在异国他乡，淑贞第一次有了体面的家庭、体面的生活，肚子里的小生命在一天天长大，淑贞从来没有过地满足。

淑贞的钱包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吃饭的时候她特特地给我看过。那是一个单眼皮、高颧骨、瘦削的大男孩，长得酷似淑贞。我就在脑海里把那张照片换成女版，穿上和服，想象淑贞当年的样子。

我说：我不知道你丈夫是日本人呢，怎么没有他的照片吗？

淑贞仰头哈哈大笑，把手中的烟蒂弹进江水里，重新点燃一颗烟：我有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喜欢交际和张罗的淑贞，很快便觉得家庭主妇的生活实在有些憋闷。没有社交生活，丈夫又比较寡言，她的日语总是说不好。她跟丈夫商量，等儿子再大一些，她便去做一些兼职。一向温文尔雅的丈夫突然勃然变色，狠狠地说：不许出去工作！

命运女神翻脸不认人。

她终于明白，丈夫只是想要一个能生孩子的保姆。她的外出作息被严格规定，稍有违背，立刻拳脚相向。她的手上除了刚够买菜的钱，没有余富。她的日语不足以让她寻到可靠的当地人，护照也被藏了起来。经过一番权衡，她表面放弃了反抗，顺从了命运的安排。但私下里，却开始处处留心，苦熬了两年多，终于找到了一个空档，偷出护照，用两年里攒下的菜金买了两张机票，带着儿子飞回了香港。

那一年，她二十二岁，身无分文，带着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回到九龙城母亲的鸽子笼。她看到了母亲的命运如滚滚车轮向她扑面奔来。但她决定挺起脊背抵住那车轮。

讲到这里，她看着我说：“S，你能想象那样的生活吗？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三年四年，白天干着朝不保夕的体力工，晚上要去夜校学习，没有知识、没有学历就摆脱不掉底层的命运。孩子要妈妈，可妈妈没时间，运气好外婆有时间可以陪他，运气不好就只能被锁在屋子里……”

那年，我大学刚毕业不久，正是跟淑贞当年相仿的年纪。但我没有孩子，却有大学学历，已经在当时最炙手可热的行业里谋得了一份收入很高的稳定工作。所以我想象不出来。

她笑了笑：“我知道你想象不出来，但九龙城出来的孩子，什么苦都能吃。”

淑贞花了四年的时间终于拿下了普通学生两年就能拿下的学历。拿到文凭的同时，她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和所有能借到的钱，和夜校里结识的朋友合伙开了一间小店，经营大哥大。

那是八十年代末期，香港的黄金时代和移动通讯的爆炸时代。到九十年代初，淑贞的公司已是香港最大的几家移动公司之一。

“我有三处别墅，最喜欢的是半山的那栋，大部分时候都住在那里。我总是换跑车，我好喜欢速度。后来，我疯狂地爱上了潜水，买了游轮，常年呆在海上，连半山的别墅也不愿意去住了。”

她停顿了一下，轻轻叹了口气：“S，海底世界太美了！让人根本不想回到现实中。我沉迷于海底世界，把生意交给我最信任的搭档，就是和我一起白手起家的那位朋友。”

她的商业王国繁荣了没有几年，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移动通讯的红利渐渐消褪，生意越来越难做，但她的潜水爱好仍然在大把大把地烧钱，象个无底洞。最值得信任的搭档给了她最后一击，她的王国轰然倒塌。游轮、别墅、跑车，全部离她而去。

“最后，等我安顿好一直跟着我的老员工，清算完资产，猜猜我剩下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一柜子的晚礼服！没人要，我自己又再用不上了。”她大笑起来。

我认真地看她的脸。我们身后的霓虹灯在她的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影，使她的脸看起来滑稽且不真实，但我仍然能确认那不是神经质的悲伤的笑，而是真心地觉得很有趣的笑，好像自己讲了一个好玩的童话。

“我重新当回打工仔，必须要挣钱供我仔读书啊。当然，现在不用做低级的打工仔了。”她手指一弹，烟头闪着一条弧线飞入江中。她轻轻拂了一下长裙，站起来，似乎是拂掉看不见的烟灰，也似乎是拂掉那辉煌的往事。

那时，她是公司香港客服部的总监，我是北京技术部的一名小卒。平时我们并没有多少交集。如果不是刚好机缘巧合一道在广州出差，我也不可能听到她的故事。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不久，听说她辞职了，据说开了一间服装店，不知那一柜子的晚礼服是不是有了去处。

那晚，我们回到酒店，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门口分手道晚安时，她说：

“我对自己的前半生相当满意，从九龙城走出来的孩子，这样的经历很炫耀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