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叔死了，外亡。
家里悄悄把他埋在一座陌生的山上，山下有一汪湖水。从此，他便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死得很突然，但是家里很平静。他的死没有得到后人祭祀的资格。我常常想，现在他那座坟，那个被人们称为坟墓的土包是否已经完全埋没在茂密的树林和杂乱的草丛里了呢？我想，那是必然的。因为这么多年，家里从未有人去祭拜清理。大概连具体位置都没人记得了吧？我又常常想:也好，既然是安息，那自然是无需被打扰的，这或许恰恰是他想要的。因为公叔的世界，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极其安静的，甚至有点虚无缥缈。
祖父有五兄妹，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公叔便是最小那个弟弟。他和所有兄弟一样，十八岁选择了参军。那时是解放初，在村里呆着是没饭吃的，唯有当兵能填饱肚子。于是，白白净净，斯斯文文，沉默寡言的公叔便当了兵。三年后，公叔退伍回到村里，竟成了村里的宝。他学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讲话也让人听不很明白。譬如，他喜欢在空中扔起来三四把镰刀，然后玩起杂耍，很受小孩欢迎。他还常常讲，牛不是拿来犁田的，搞得村里人莫名其妙。
他讲话有时还带点哲理，村里人就说他装斯文。我小时候放暑假喜欢和小伙伴去河边钓鱼，整天不写作业，回来就被他教训，他说人家钓上来那么多鱼，唯独我一条都钓不上，说明我不是钓鱼的命，我应该好好写作业，以后有吃不完的鱼。那时候我贪玩，不懂这些道理，现在是深有感悟。
公叔还喜欢研究中医，并且喜欢动手做实验。有一次，他下体红肿，大概只是发炎吧，他却躲进蚊帐用剃头刀划开了睾丸，说是把脓液排出来，后来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医，不然就没命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干不了重活，人也一下子老了许多，脸色愈发的苍白，仿佛身体的血液被抽干。这之后，村里人就把他当成了实实在在的笑话，并且当成了白化鬼。但他并不在乎村里人的看法，整天打理几分旱地，静心种植一些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卖钱的植物，跟他的宝贝黄牛为伴，给它们洗澡、梳毛发，打理得干干净净，油光闪亮，也不拿它们犁田，为此没少跟家里闹翻。村里人就调侃，说他的牛是黄母娘娘送的，他将来要骑着它们飞仙。此后，他还开始吃素，这在当时的农村，更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现在想来，他或许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
60岁那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扛着锄头镰刀，离开了村子，到几十公里外一座陌生的山上开荒种植草药。搭茅草房，开垦菜园，劈柴烧饭，野菜清汤地过日子。他这一呆就是五年。
听附近镇上的人讲，他们常常在圩日看见一个身材高瘦、背脊微驼、须发花白的老人担着柴火到街上卖，还有传言那是姜子牙转世，因为有人看见他在山下的湖里钓鱼，果真不用鱼钩的。他死后，这竟真的成了一个传说，那座山，那汪湖水都神秘了起来。
他走的那天清晨，当护林员发现的时候，他是在茅草房安详地睡着的，被子盖到胸口，两手交叉放在腹部，须发雪白干净，面带微笑，身体没有异样，茅草房四周是他种植的许多不知名的草药，绿油油一片，中间偶尔点缀些小白花，零零星星顺着茅草房，一路延伸至山脚下的湖边，湖水异常平静，在晨曦下泛着金色的光芒，除了鸟叫声，整个林场悄无声息，似乎正缓缓挣脱大地，远离人间，直奔虚空而去。
二
在村里，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有这么一个传统，凡是死在外面的人，是不允许拉回家里超度的，一定要就近埋了，不能用棺木下葬，也不能立碑刻字，而且以后也不能上香祭拜，哪怕坟墓就在村口不远处并且明晃晃凸着，亲人路过也只能假装看不见。不然，后世子孙也会步其后尘。这样一来，他们的肉体和曾经代表他们的名字都被一同埋在这冰冷的地底下了，直到被人们彻底忘却。
关于鬼这种东西，我是不信的，但是有时候我竟宁可相信了，我不知道被亲人忘记比较可怕还是鬼的传说比较可怕。我常常想，我们是比鬼还要可怕的吧？！
至今，我都没能理解这个传统，不知道它竟有哪番魔力存在这人世间，而且竟能跨过血脉之情，硬生生阻断思念，甚至连悲伤都成为一种施舍。我曾目睹两个亲人以那样的方式离开。一个是我大姐，那年我四岁，没多少印象。一个便是公叔，我正念初中，印象深刻。
大姐的死是个意外。一九八几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布谷鸟叫个不停，知了也叫个不停，村里妇女大多在田里插秧，男人们有些在犁着水田，老人和小孩有些在午睡，有些安静地坐在竹林下扇风赶苍蝇。村里一片寂静，太阳明晃晃、火辣辣，像瀑布一样洒在人们的脊背上，人们像背着烧红的铁锅在劳作，水牛呼呼地喘着粗气。大姐那一年念高二，当时正值暑期，家里柴火正好烧完了，在大伯督促下，她披了一件红色的破旧长袖衬衫，拿了一把镰刀上山砍柴，因为缺乏经验，不幸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落山腰。听当时在山下犁田的村民讲，他们只听得一声惨叫，回头似乎看到一个红色的影子落下山来。“有人掉山了！有人掉山了！”，他们边喊边往山下跑。
等大伯和父亲赶到山下时，人们已经把大姐放到一个小平台上，离山脚还有几十米。人们把大姐绑到木梯上抬下来，她身上并没有血迹，但是头上有个很大的凹陷，耳朵里渗出少量血液。等人们抬到山下的时候，她就咽气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大姐那年刚满17岁。因为农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所以大姐的死，在年龄上并没有让村里人觉得是夭折，毕竟在村里人眼里，高中生已经是大人了。村里人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痛惜。唯有两个人痛不欲生，一个是我祖母，一个是我父亲。祖母哭得撕心裂肺，用头撞了几次墙角的条石，被家人拦住了，祖母已年近八十。
父亲一直不敢相信早上还给他烧早饭的侄女，下午怎么就没了呢。村里抬梯子的亲戚说“抬回去吧，到了检查站也来不及了”。检查站是离村里两公里的旧州边境安全检查站。那里有一个卫生院，倘若要到县医院还有十公里，那年代是不容易等到车子的，走路到县城要两个多小时，所以只有检查站一个地方可去。父亲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大姐是他最疼爱的侄女，她学习成绩优异，人又乖巧听话，父亲是决心帮大伯供她上大学的。父亲看着眼前身体已经冰凉的大姐，他还是坚持抬到检查站，因为他说，刚才大姐哼了几声，手脚动了几下，但是其他人都说没听到也没看到。
到了检查站，医生建议马上送到县医院，但是不忘跟大伯和父亲说：做好后事准备吧，到了县里也救不了了。父亲毅然拦下了一辆从越南边境巡逻归来的解放牌军车，双膝跪在地上，久久不愿起来，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下跪。最后，军车把大姐拉到了县人民医院。值班医生看了一眼就说:“我们救不了，拉回去吧”。
父亲忍着悲痛，在县城买了一件新衣服，一双白球鞋，一把梳子，一根红头绳。姑妈在太平间为大姐擦身子换衣服，边擦边哭，为她整整齐齐把辫子绑上，姑妈曾跟我讲，大姐就算脸上没有了血色，但还是那样美，一头浓密的黑发遮住了头上凹陷的地方，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般，像个仙女。
据父亲回忆，大姐有个愿望，就是买双白色的球鞋，因为大伯家还有大哥和二哥，家里三个小孩一起读书，而我大伯在县邮电局只是个话务员，一直没钱给她买。父亲在镇政府，工资高一点，就答应放暑假回家再买给她。然而，这是个怎样的人世间呢？父亲却还没来得及买，他在太平间外失声痛哭，久久无法平息内心的悲痛。我无法体会父亲当时的感受，可我从他后来对我二姐的好，我就知道了，他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对我二姐的爱远远胜过对我，但是我并不怪他，因为，我有一天也会失去我的父亲，父爱如山，这个是我作为儿子能深切体会的。
后来，因为没有车愿意拉大姐的尸体，于是亲戚在县城找了一辆独轮车，抄近路拉回村里，在离村口大概300米的一个小山包背荫处，把大姐17岁的音容笑貌永远埋在了冰冷的地下。
三
从此，我失去了堂姐。祖母失去了她最疼爱的小棉袄。父亲失去了他的侄女。我不知道后来大人们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我因为太小，还不懂得悲伤，我只记得那个午后，布谷鸟叫得比往时要伤悲，知了也叫得特别久。我还记得二姐长长的垂到腰间的马尾辫，还有她“咯咯”的笑声。现在，每每想起，那一阵阵布谷鸟和知了的叫声如在耳畔，时常让我不禁哽咽。
这几年，村里道路硬化了，去县里只需二十分钟车程。每次回老家经过小山包旁，我都习惯望一望背荫处，却怎么也找不着那一处隆起的土包了。每年清明，没有人提起公叔，也没有人提起大姐，好像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人间。尽管如此，我纵有百般思念，有一万个祭拜的理由，也不忍跟渐渐老去的父亲和亲人们提起。我宁可相信，或许，他们从未忘记，只是他们不愿提起那陈年的苦痛。那就让岁月在我心里酿成一杯酒吧，当我需要一点酒精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抿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