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片羽毛寄深情——回忆我和《海燕》的往事

文：张宜昌

舞文弄墨近40年，各种文学期刊从我的书房进进出出，少说也有千余，文学期刊没有多大保存和收藏价值，看过后，留一段时间，有的就卖了废纸，有的送了人。我现在保留的文学期刊大约还有300来本，都是零散的，唯有4套48册《海燕》是全年的、连号的，颇有收藏价值。

前不久，我把部分《海燕》堆积一起，用手机拍了照，发在了朋友圈，引起网友的一片惊呼和点赞。《海燕》主编李皓先生亦在微信朋友圈留言，问我能否将48册《海燕》送给他。可是我实在舍不得割爱。那是《海燕》编辑部1981——1984年免费赠阅的。每本杂志都寄托着《海燕》编辑部对我的恩情，那上面不但有我的几篇作品，还浸润着编辑老师的心血，更是《海燕》编辑部扶持一名作者的实证。

这48本杂志在我心里就是《海燕》身上飘落的48片羽毛，每每翻看，都勾起我对30多年前的回忆。

那是农村生产队末年（1980年），我搞业余文学创作已经3年，这3年，只在文化馆的小报上发了一个“豆腐块”。我苦恋文学，文学却不待见我，投出的稿子逃脱不了两种命运：一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一是不尽退稿纷纷来。我心中那株文学小苗遇到了“卡脖子旱”。

那时候，市场已经开放了，社员们业余时间养猪养鸡跑城上集做小买卖，赚点零花钱补贴生活。而我把业余时间全用来垒字爬格子，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清汤寡水了。干写不发，屡投不中，折磨得我闹心闹肺，焦躁不安，生产队的活干不下去，做小买卖没心情，想罢笔又下不了决心。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懒洋洋地和社员们一道割秋，堂兄到地里来找我，说是大连《海燕》来了两个人要见我。我一愣，心里又惊又喜又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两个月前，我从《辽宁日报》上知道了大连有一个《海燕》文学杂志，便冒懵投了一篇小说，没敢想能发表，只希望编辑在退稿时提点指导意见，没想到，《海燕》飞来了！

我一激动，撒腿就往村里跑。跑到大队部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我长长出了一口气，稳稳神走了进去。果然是大连《海燕》编辑部的，两个人一高一矮，50来岁的样子，都穿着半新不旧的涤卡制服。他们衣着整洁，举止优雅。语气亲切，态度和蔼，高个健壮的那位叫张琳，矮个的叫王正寅（后来才知道，张琳是主编，王正寅是小说编辑）。

“我们收到你的稿子，特意来看看你！”张琳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

两位老师不远千里到乡村去看一个无名作者，着实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是从大连到沈阳又转到马三家火车站下车后，再徒步跋涉10里地来到我村的。那10里地是土路，赶上雨天，泥巴糊车陷脚。昨夜又下了雨，他们的裤脚、鞋帮残留着明显是刮过的泥渍。看着那泥渍，我心头淌过一股热流……

张琳提出到我家看看。我惊喜之余有些为难，早知这样，我该把家好好收拾一下。由于农忙，一天累的拽着猫尾巴上炕，那还顾得上收拾房间（那时村里人也没有刻意收拾房间的习惯）。家里造的“皮儿片儿”的，怎好让客人进门呐！我不想让尊贵的客人看到我窘迫的家庭状况。我说，咱就在这里说吧，我家太寒酸。张琳连说，“没关系，没关系”；王正寅也附和，“我们就是要看看底层作者的生活条件”。

我拗不过，只好不情愿地领着二位编辑老师来到了家。

两间稻草泥巴房，一圈儿秫秸障子做围墙——这是我家外景。

一柜，一箱，一把木椅，一个竹皮暖壶，凹凸不平的土炕上铺着一张破了相的炕席，炕席上糊着几块牛皮纸——这就是我“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室。

屋地堆着土豆、麻袋、脸盆架等杂物，乱糟糟的插不下脚。我赶紧一番拾掇，又忙着倒水，找烟，还翻出包窝瓜子。此刻，我心里别提有多羞怯，多自卑，多尴尬了，真想钻进墙角的老鼠洞里。

张琳脱了鞋，盘腿坐在土炕上，王正寅坐在木椅上，我耷拉腿侧坐炕沿，拘谨地回答着两位编辑的问话。

他们分别询问了我的年龄、家庭人口、文化程度、收人情况、创作起因和目前的创作计划。我一一如实回答。这时我发现，两个老师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时而微点头，时而摇头，时而无声啧唇，那神情，那目光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幸福，让我绷紧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大约半个小时后，张琳终于说出了我最关心的，也是一直想问而没有勇气问的话，“你给我们的那篇小说基础不错，主题、立意都好，人物形象鲜明，我们准备刊用……”

天呐!此刻脑子里怎么一片空白?我的梦有了希望，应该是激动，怎么会是一片空白呢！张琳又问：“你手头还有没有写成的稿子，或者半成品稿子，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有有有”，我赶紧打开箱子，拿出一堆半成品和退稿。这些稿子有的写在信纸上，有的写在小学生方格本上，有的写在可以复写的美浓纸上，还有的写在废账本的背面。

两位编辑老师交替着翻看，时不时提些问题。有两篇较长的，张琳认为有点希望的稿子，他装进皮包，说回去旅途上看。张琳又问我看过那些书，看什么杂志。说心里话，除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以及《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外，我只看过《青春之歌》《苦菜花》《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外国名著只读过《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时期的文学月刊只看过几本《人民文学》和一本《上海文学》，是我进城办事时省下饭钱在邮局买的。

张琳皱了皱眉，说：“你得多读点书，也要看文学期刊，给我们投稿，你就得看《海燕》，否则，不知道写作动向，不了解文坛信息，不知道题材的新旧，盲目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对路……”

张琳的指导在我的心里点了一盏明灯，三年来，没有谁对我的小说创作指点迷津，我一直在黑暗里摸瞎。他们的到来为我的写作带来了光明，是我半生中的一件幸事。

——他们还带来了幸运的雨点。

张琳说，《海燕》杂志近日将举办一次小说创作培训班，你如果能参加，对小说创作大有益处。王正寅也说，参加者都是写小说的，去交流一下有提高。

“让我去我一定去！”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我有些亟不可待，连续的“天上掉馅饼”砸得我有些发蒙。“我一定去，砸锅卖铁也要去！”

张琳笑了，“砸了锅使啥吃饭！”他把培训班的时间、地点写在一张纸上，随后又掏出20元钱，让我做路费。这20元钱可解决了我的经济难题，如果没有它我要去大连就得卖口粮。

我再一次被感动了，感动的潮水一波一波涌来，撞击得心灵直颤动。两位编辑仅仅是因为一篇小说就千里迢迢来到最底层，见到有发展前途的作者就不遗余力地培养，为作者考虑的又是这么周到，这是多么可贵的敬业精神！幸运的雨点就这样淋到了我的头上，《海燕》啊，我今生就与你结缘了，不离不弃，追随到底！

后来，当我把《海燕》编辑来家的事儿说给别人听时，惊起一片赞叹，文友们更是羡慕的要死，“你真是遇到了好编辑，以后有稿，也给《海燕》……

《海燕》小说创作培训班是在大连市周水子机场旁边一个后勤部队的军营召开的。这里很静谧，很封闭。这是《海燕》复刊后举办的第一次小说创作培训班，旨在培养本地区小说作者。老一辈作家汤凡、王镇之、张崇谦，后起之秀邓刚、刘元举以及稍后成名的徐铎等20来人参加了培训班。

培训班占用了三个房间:一个大房间，大通铺能睡10几个人，一个大教室，还有一个小雅间条件稍好些。按现在的住宿安排方式，带队的编辑人员应该住雅间。但那时，却把我和邹本泉两个外地人当客人安排进去了。

住的虽然简陋，但伙食很好，是按空军地勤人员的伙食标准，一日三餐，有鱼有肉有牛奶有面包，还有我叫不上名的糕点和酱料，主食除了大米就是白面。这里的伙食比我家过年3时都丰盛！我那年28岁，身强力壮胃口大，肚里又缺油水，如果在家，那大白馒头我一顿能造七八个，但在这里我得矜持点儿，不敢“开怀畅吃”，起初几天每顿只吃六七分饱。

这个班里，除了刘元举和王龙比我小一二岁，其他人都比我年纪大，他们像对弟弟一样呵护我。就餐时，同桌人总是将鱼肉类的硬头菜往我面前推，不知是对外地人的客气还是怜悯农村人生活的清苦。带队的编辑卢奕吃饭时总是用筷子点着菜肴向我示意：多吃点，多吃点……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小说创作培训班，大家三句话不离本行。白天大多是讨论作品，交流写作经验，放谈文坛大势；晚上是写作，一半人留在寝室，一半人上大教室，大教室的灯通宵不灭。时至仲秋，月光裹着寒意，夜气湿凉，大家都没带棉衣，邓刚等人披着大棉被伏在桌上写稿。

培训班的学习氛围真是好，大家围绕着小说创作，围绕文学话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于某些文学观点，对某些写作方法，特别是对“伤痕文学”、对“意识流”讨论得热火朝天。对一些当红作家的作品评价时而英雄所见略同，时而严重对立，争论的面红耳赤。对培训班上产生的作品，大家拍手叫好者有之，贬得一文不值者有之，出主意支招有之，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很少听到互相吹捧。

《海燕》的编辑轮流陪同作者全程服务，面对面指导。说是指导，实际是交流，交流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有话语权问题。一次，编辑卢奕和邓刚因为一个文学观点，争执不下，善言的邓刚脸涨得像秋分的红高粱穗，卢奕本来有点口吃，干咔吧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但到吃饭时，两人又好的像铁哥们。

我当时对文学理论一知半解，听谁讲的都有道理，当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时，也觉得双方都有道理。那段日子，我像一个饿极了的孩子，突然咬上了一只乳汁丰沛的奶头，拼命地吸吮着，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触觉都打开，吸收那些密集的信息，生怕漏听了一句。有时听到浓处，连上厕所都要坚持到忍无可忍了，才一路小跑而去。

这个培训班使我对小说创作有了个大概了解，也知道了自己作品的优点和弱点，这对我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指导性作用。在这里，我明白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现代主义，什么是形象思维，什么是逻辑思维；在这个培训班上，我知道了新月派、鸳鸯蝴蝶派、山药蛋派、白洋淀派……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把我的小说《关红脸闯宴》按编辑的意见作了修改。

好日子总是过得快，一晃20天过去了，培训班即将结束。在培训班的总结会上，大家依依不舍。我除了说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感激感谢感恩的话，还说了一句“这次学习没学够，希望《海燕》下次办班还能让我来……”

这次培训班颇有收获，不但学到了知识，修改了作品，结交了文友，还改善了生活，经济上也没受到损失。20天，好吃好喝不花钱，每天还有一元八角六的农民务工补贴费！临行前，编辑部还给我拿了不少稿纸，这些稿纸我使用了好几年。每当用印有“海燕编辑部”字样的稿纸誊稿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培训班的一个个场景，浮现出编辑的面容，感到有一只翅膀在轻轻地扇动着我的后背，觉得特别有底气。

——那只翅膀就是《海燕》的翅膀。

三个月后，我的处女作小说《关红脸闯宴》发表在《海燕》1981年1期头题。主编张琳以“王霜”的笔名发表同期评论《有故事也有人物》，向读者推介。开篇第一句就是“这是29岁的青年农民的处女作，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向广大读者推荐……”

1981年底，《关红脸闯宴》被《海燕》编辑部评为年度小说三等奖。一等奖是达理的，二等奖是韶华的，三等奖另一篇是高满堂的。除了荣誉证书，我还得了100元奖金。那时的100元可不是小数，我用它买了一个书桌，一把椅子，还订了几种文学报刊。直到这时，我的写作环境才算正常。写作环境的改变，无疑是《海燕》带来的，从此，我坚定了写作信心，并期盼着再一次参加《海燕》的培训班。

机会果然来了，1981年盛夏，我再次来到大连参加创作培训班。这次培训由省作家协会主办，大连市文联、鞍山市文联、辽阳市文联参与，《海燕》编辑部承办。这次培训笔会不仅档次高，时间也长了，从7月10日到8月10日，正好1个月。参加人员也多了些，30人左右，有张福麟、梁淑香、何立彬、唐浩、林丹等人，奇怪的是参加过上次培训班的熟人一个没有，据说是为了让更多的作者有个培训机会。这种机会均沾的思路很对，但我是特例，为此我暗自窃喜了好久。

培训班地点在星海公园旁边的87036部队招待所。王正寅编辑是班主任，陪同学员们常驻。培训班期间，先后邀请了著名作家邓友梅、浩然、祝兴义、程树榛、林斤澜、张笑天、张长弓、金河、李宏林讲课，还特邀炙手可热的《上海文学》小说编辑唐金海、张斤夫对作者稿件指导。

参加这次培训，更是收获满满，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带去的一个大日记本记满了后，我又买了一个更大的日记本。这两本听课笔记成为我后来好长时间的“写作指南”，里面部分内容成为后来我给作者和通讯员讲写作课的“理论依据”。

《海燕》的两次培训，收效不亚于读一期文学院，拿回的一捆杂志和一捆稿纸成了我那几年写作的”“给养”和“装备”，我不再为稿纸发愁了。神奇的是，凡是用带“海燕编辑部”字样稿纸做“陪嫁”的作品，都找到了“婆家”：《芒种》《锦州文艺》《启明》《辽宁群众文艺》《鸭绿江》《沈阳日报》《辽宁农民报》……一个个大门被打开了。

作品发多了，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沈阳市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于洪区文化馆的赵隆声老师（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写了篇《但肯着鞭有到时》在《群众文艺》杂志上介绍我。沈阳市群众艺术馆创编组组长孙浩（后为辽宁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为我写了《黑土地上的红高粱》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于洪文友黄兴伟写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在《沈阳青年报》“沈阳青年作家”栏目里发表。师友们的文章不约而同把我和《海燕》的故事作为文章的亮点。连沈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刘晓石也说“张宜昌是《海燕》培养起来的”。

《海燕》让我有了底气，有了自信，有了小小的知名度，也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

1986年，《海燕》迎合读者和市场需要，改 刊名《海燕中短篇小说》。我的一篇小说因改版被退稿（原是三审通过了的）。其实编辑部退稿这种事像吃土豆削皮一样正常，但就是这种正常工作，编辑部做得富有人情味。时任主编毕馥华在退稿时附了一封真诚而又暖人的信，详细说明了退稿原因并向作者致歉，还对我的创作给予方向性指导。手捧毕主编这封信，我心里一阵阵热流往上涌：《海燕》编辑对作者真是太负责了……顺便说一句，尽管稿件没采用，却给我寄来了稿费，理由是“不能让作者因我们而蒙受损失”。从事创作多年，迄今也没听说哪家编辑部给一篇没发表的作品寄稿酬。我在心里发愿：以后再有自己满意的稿子，一定首投《海燕》，回报《海燕》的知遇之恩。

可是，我这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两年后，我到了一家报社当记者、编辑，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新闻采访和编稿，渐渐疏远了文学创作。但是，每当看到一本《海燕》，顿觉格外亲切，心里便会产生一阵冲动和一些美好的回忆：张琳、蒋成文、毕馥华、石砚、卢奕、李慕嫣、文尔、王正寅、沙仁昌、王传珍……一个个编辑老师像电视剧里的片花一样在眼前闪过。

一个个岁月风流云散，一期期《海燕》像一片片羽毛飘过，因为种种原因，我终于没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只好任《海燕》渐行渐远……

30多年过去了，当初许多和我一起受《海燕》哺育的许多作者，被《海燕》的翅膀忽扇到了多家报刊，名扬全国，成为著名作家。如今，他们的头发染了霜，面颊聚出了皱，无不步入老年行列，唯有《海燕》不老，依然矫健地飞翔，而且羽毛更加漂亮了。可喜的是，更年轻的作者正乘着《海燕》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我虽然没能在小说创作上走远，但是《海燕》的翅膀把我忽扇到人生高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从一介农夫变成记者、编辑、主编，也掌管着一方写作园地。多年来，我以《海燕》编辑为楷模，尽可能地为作者，特别是新作者提供服务，争取做一个好“裁缝”。在我的指点下，许多作者“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在我主编的副刊上热热身，吊吊嗓，亮亮相，然后朝《海燕》扑了过去，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海燕》身上的羽毛。

望着高傲飞翔的《海燕》，望着《海燕》身上一片片漂亮羽毛，我羡慕着，回忆着，感动着……

（2017年6月2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