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水送
| 编者按 |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1.3万亿，占GDP总量的2.05%，尽管与发达国家3～4%的投入强度仍有不小差距，但在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下，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科研投入大国，论文发表数量跻身于世界第二名，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涌现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中国科研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中国正从过去强调“增加科研预算和科研产出”，转型为以“如何提升科研的质量”为导向，这可从自然出版集团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中国1700余名科研工作者的白皮书《转型中的中国科研》中窥见一斑。
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政策推动下，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创新创业。
如何适应中国的科研转型，改进科学评价机制，平衡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家在创新、创业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日前，“知识分子”在上海举行的“2015年科研·创新·创业国际研讨会”上，就这些问题专访了《自然》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爵士（Sir Philip Campbell）。
- 对话菲利普·坎贝尔爵士 -
《知识分子》：你认为一个好的科学评价应该是怎样的？
菲利普·坎贝尔：科学评价是用来评估研究者的发现是否是新的、原创的，这是最基本的。你还可以评价他们的研究在科学上的影响力，或者评价其在特定应用上的影响力。对于前者，人们喜欢使用论文引用率、影响因子，我觉得这会有问题，最好能采用一个更合适的评估方法，而评估应用上的影响力，人们仍然在探索有什么新的方法，例如英国去年实施了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方法。
促使科学家去发表论文，而不是去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花费时间更好理解自己所研究的科学系统，这并不是好的做法。根据我们的经验，人们在这上面（科学系统）花费的时间越多，就会越成功。
《知识分子》：如何平衡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
菲利普·坎贝尔：不同的科研机构会有不同的见解。例如，欧洲的一些科研机构并不热衷于应用科学研究，德国马普学会（Max Planck Society）所有的院所都在做基础研究，尽管德国政府对应用科学很感兴趣。但是我想德国政府会尊重马普学会保持基础科研的原则。不过，目前很多大学将两者混合起来，由科学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所以，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并没有单一的模式。在一些稍小的国家，如新西兰，他们就有很多从事应用科学的人。
《知识分子》：前一段时间有消息称，谷歌要启动谷歌科学（Goolge Science）项目，研究者可在该平台上，非常方便地发文章，你如何看待数字出版未来的发展趋势？
菲利普·坎贝尔：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发展，对于包括我们在内的传统出版社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例如，预印本（Preprint）服务，如arXiv已经出现了，它可以让科学家不经同行评议就把论文发表在其平台上。
不同的出版社对此所持态度各异，但《自然》及其子刊总是鼓励科学家去使用它们，因为这意味着学术界能非正式地阅览这些论文，并且给作者反馈，使论文在正式进入同行评议前得以改进。当然正式的同行评议也有自己的作用，因为其编辑是独立、客观的，犹如《自然》及其多数子刊的编辑和学术编辑。这是一个创新的例子，虽然已出现一段时间了。还有类似的新的出版形式，如eLife推出新的编辑方式。如果时机适宜，我们也会从中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创新。
《知识分子》：开放存取（Open Access）运动近年来发展得如火如荼，自然出版集团未来会在这一领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菲利普·坎贝尔：自然出版集团出版了《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等开放获取期刊，目前我们有超过60%的内容是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的；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也出版了很多开放获取期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开放获取期刊，例如最新的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
所以，我们很赞成开放获取，但是目前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是：完成非常好的编辑工作需要资金，因此开放获取这种模式眼下还无法支持那些需要大量额外编辑工作的期刊，例如拒绝掉多数来稿的顶尖期刊，以及对文字和美术编辑有额外附加要求的期刊。但未来我们会继续推出更多更好的开放获取期刊。
《知识分子》：我们知道《自然》杂志经常会讨论一些社会热门话题，例如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全球气候变化等。你觉得科学讨论或科学研究是如何促进社会政策的改变？
菲利普·坎贝尔：《自然》杂志以通过发表评论文章、观点或新闻，而非研究论文，来推动政策的改变。例如，我们在评论版块发表的一些文章曾推动人们召开会议，探讨社会政策。但另一方面，社会政策不仅依赖于科学，还涉及其它研究领域，如伦理学、政治学等。此外还有一些利益相关者，如医药研究中的患者、商业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政府和监管部门有责任让这些利益相关者参与科学讨论。如果我们想制订一项新的社会政策，就需要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接触，而且越早越好。因为这有助于正确地将问题确定下来。如果太晚，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人们会认为是被迫接受科学家或其他什么人的说法。
《知识分子》：你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何协作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挑战？自然出版集团对此有怎样的贡献？
菲利普·坎贝尔：我刚才谈了社会政策的问题，如果要制定社会政策，就需要让其它学科参与进来。即使在基础科学领域，有时候也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作。例如，在研究儿童早期成长时，除了生物学、基因组学、免疫学之外，还需要研究家庭、种族、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挑战，也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应对，通过不同学科的协作来解决这些挑战。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应对一些社会挑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可持续发展、人类健康等，作为这项工作的成果，我们也开始推出新的期刊。这方面的研究与我们传统上在《自然》和自然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有所不同。例如，数年前我们推出的《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能源》（Nature Energy）将在2016年1月出版，作为多学科期刊，该刊将发表经济学、材料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未来，我们还将推出其它有关帮助人类应对社会挑战的期刊。
《知识分子》：你如何看待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系统？其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菲利普·坎贝尔：的确，现在编辑生物体的基因变得更容易了，这在植物、动物、环境以及人类细胞研究等方面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安全性，如果我们很容易就能改变生物体的基因，安全性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或许有些实验室会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制造出有害生物，这令人担忧。另外，在美国有一些生物黑客，他们是业余生物学家，在车库或家里做生物研究，这项技术很强大，也很简单，它会带来怎样的问题，我们目前仍不清楚。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以一种可遗传的、不可挽回的方式来编辑人类基因组。对此我的答案有两个，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因为这不仅是科学问题，它实际是人类的问题。近日，华盛顿召开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e Editing）仅仅才开始去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确立流程，明年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另外一个答案是，我个人认为，人们不应该编辑旨在发育成人的生殖细胞，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以的。
《知识分子》：你觉得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从而激励年轻的科学家实现创新？
菲利普·坎贝尔：我们有一个“自然导师奖“（Nature Mentoring Awards）。你会发现不论是中国的获奖者，还是以前外国的获奖者，他们都特别善于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启迪年轻科研人员。如果你想鼓励他们做出好的科研成果，这是他们所需要的关键环境之一。即便你很有经验，也需要别人，但不一定是导师，帮助检查自己的想法。你的信念、期望以及感兴趣的事情也会轻易地误导你。如果一开始不和别人检查自己的数据、解读和想法，你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知识分子》：你会支持研究者在科研阶段创立公司吗？
菲利普·坎贝尔：我认为研究者无法同时做科研又开办公司。科学是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如果你暂停工作两三年，开办企业然后再回来，你就会落后了，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打算商业化，原则上这是不错的主意。我为什么要说原则上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真正好的科学家往往不是成功的商人。所以，你要创业的话，就要确保有很好的经营者来帮你打理公司，不一定要亲力亲为。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趣生活。
《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
投稿、授权事宜请联系：zizaifenxian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