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卷写的是战争的前三年，两方的领导人分别是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和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在战争的一开始就提出了守城作战的计划，这对一向住惯了郊外的雅典人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不得不抛弃家园和祖先遗留下来的神庙，来到雅典卫城，住在临时的房子里，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由于地少人多，雅典人甚至开始在传说中被神诅咒而不能住人的土地上盖起房子来。修昔底德有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他在这里指出：雅典受到灾难并不是由于违背神的旨意在此地非法居住，而是因为战争使人们不得不在此地居住。虽然神谶并没有说明，但是可以预料到「如果这地方有人住，一定是雅典遭着困难的时候了」。
显而易见的是，阿基达马斯并不希望爆发战争，当斯巴达出军以后，他还派人前往雅典探询接受谈判的可能，在遭到拒绝后他仍然抱着雅典人不愿意土地受到蹂躏而采取和解态度的希望，乃至花费了大量时间而没有采取进攻的行动。正是这一再的拖延，使得雅典人有时间将郊外的财物全数迁入城内以准备战争。
任凭斯巴达人在雅典的土地上如何肆意挑衅，伯里克利仍然按兵不动，只是派遣海军船舰去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这在当时引起了雅典人的不满，但伯里克利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因此他不召开民众会议，因为恐怕一般讨论的结果会使雅典人在愤怒和不理智的影响之下作出错误的决议来。这一点很有意思，相当于对雅典式民主的一种制衡。
雅典人一直自豪于他们的民主政治，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然而，修昔底德很快就在后文中指出：
伯里克利的地位，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所以他没有逢迎他们的必要；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致于他可以对他们发出恶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 ……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
而修昔底德也认为伯里克利的远见是正确的，如果雅典人能够一直遵循他的理念，雅典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相反的是，正是由于伯里克利的继承人们没有他这样的地位和号召力，忙于互相争权夺利，使国家政策发生了紊乱，才导致了最后战败的结局。可以感觉到在修昔底德眼中，贤明的君主远胜过民主制。
伯里克利发表演说的时候正是雅典的全盛时期，然而到了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就爆发了瘟疫。由于之前大量民众迁移入城，更加重了疫情的传播。患病的人们成群地死去，雅典出现空前的违法乱纪现象。雅典人同时面对瘟疫和敌人的入侵，对伯里克利的政策也愈加不满，谴责伯里克利的作战态度，渴望和斯巴达讲和。对此，伯里克利在民众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 ……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战争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丧失以及管理这个帝国时所引起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虽然也许有些在突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所有那些以统治别人为自己的责任的人，暂时会引起仇恨和不得人心；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伟大的目标去追求的话，这个被人嫉妒的负担是应当接受下来；同时，接受这个负担也是聪明的。仇恨是暂时的；但是目前的显耀和将来的光荣会永远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伯里克利用伟大帝国的光荣前景来敦促雅典人为保卫帝国而战，哪怕他知道这可能是不正义的，甚至会引起别人的仇恨也在所不惜，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论调了。这和第一卷中在斯巴达会议上发言的雅典代表的「弱者应当屈伏于强者」的说法是一致的，而这种论调也正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
在战争的第三年结束的时候，斯巴达经历了和普拉提亚的攻防战，以及在陆地和海上对战雅典的失败，还尚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